中國變天的政治機遇再次降臨

秦　晉

 

秦晉在法國艾菲爾鐵塔拍的

　　5月28日，中共兩會通過香港版國安法，標誌著香港「一國兩制」終結，也標誌著中共走向終結。隨之美國總統川普神色凝重地發表了不到十分鐘簡短的講話，講話完畢未接受在場媒體的提問，轉身拂袖而去。可以預見的是，川普的講話輕輕地開啟了中國不久將來發生變天的進程。

　　中共得天下肆虐中國，明的是得蘇聯的鼎立支持，暗的是得杜魯門行政當局由於對中國問題的無知以及對後果的無識而在無意中協助。而且美國對中共的幫助更具實質意義和作用。其源頭是美國白左代表人物馬歇爾、四約翰（約翰·戴維斯、約翰·文森特、約翰·塞維斯、約翰·費正清）、拉鐵摩爾等人對美國對華政策的極大影響，幫助了中共席捲大陸。

　　追溯歷史，中共偶然地幸運地躲過滅頂之災，今天裹挾全體中國人支撐這個同類於而且更甚於納粹德國、邪惡蘇俄的禍害中國的中共政權，首要施惡幫兇者是美國杜魯門。以後中共守天下還是屢屢得到美國的幫助而一而再，再而三地擺脫困境，尼克松、卡特、老布什、克林頓、奧巴馬等對中共起死回生發展壯大都有極大的不可饒恕的錯誤和罪責，受害最深重的還是中國民眾。

　　里根的主要精力用於對付蘇聯，對中共有放任有扶持；小布什主力對付中東恐怖主義，對中共力不從心。只有到了川普，才開始了美國對中共政策的逆轉。反對中共專制者幾十年的抗爭是人與獸、人與魔之戰，毫無勝機。這樣的抗爭只是反專制信念的堅守，是愚公移山，是精衛填海。中國與民主轉型早已失之交臂，那是在中國政治時機最頂點時刻是1989年的時候，中共政治三駕馬車雖然在1987年失去了一匹胡耀邦，趙紫陽依然銳意改革，鄧小平尚在政治知覺遲鈍之中，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都有利於中國發生政治變革的時段。中國國運不濟，專制猛虎鄧小平從政治遲緩中回過神來，採取殘暴手段進行中共政權保衛戰；另一方面，美國總統已經是老布什，一個與鄧小平私交勝於世界民主與進步的昏庸總統。美國前眾議員羅拉巴克曾如此評論1989年天安門事件：如果里根在位，他定會干預鄧小平的武力鎮壓，而布什沒有政治遠見和堅強的世界領導能力。

　　河東河西各三十年，物極必反否極泰來，中國未來政治大變第一推動力不在本土而在國際社會。以美國為首世界領袖長期綏靖，處昏睡狀態，任由中共上下其手，遊刃有餘。習近平惡少當道，在他的瘋狂執政下，武漢疫情向全世界傳播、違背政治承諾強行改變香港的政治地位，他親手為中共滅亡敲響了喪鐘，成了壓垮駱駝最後一根稻草。

　　中國的政治變化，有賴於世界的覺醒，更直接地有賴於美中關係的變化，有賴於美國總統對中共問題的實質有清醒的認識和對中共千變萬化的表象有正確的預計和對應方式。

　　中共建政以後的七十年間，美國對中共保持著扶持政策，尤其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以後繼續保持這一錯誤中國政策，引狼入室把中共請入世貿組織，為中共崛起鋪平道路，到頭來養虎為患為中共向美國和世界秩序進行挑戰提供最為有力的利器。美國這個錯誤中國政策一直到了川普執政以後開始變化。

　　與中共產生交集的所有美國總統，共和黨總統優於民主黨總統。民主黨總統無一例外地都採取了優惠中共禍害中國民眾的中國政策，從杜魯門到奧巴馬。中共建政以後的共和黨總統有艾森豪威爾、尼克松、福特、里根、大小布什和當今的川普，只有里根值得敬仰的，只有他有勇氣戰勝了世界的最大邪惡和危害蘇聯共產體制，觸發東歐集團的解體。里根對於中國無功有過。

　　現在的川普不是一個有一貫思想理念的政治人物，他是半路出家的商人，精明能幹，做事果斷有效。從他執政這三年來看，他是第一位開始對中共實行打擊的美國總統，他沒有明確的思想理念要從地球上抹去中共邪惡，但是他對中共的打擊可以動搖中共的基礎，從而使得中國得到從中共專制體制下徹底解放的政治機會。

　　整個世界最大的問題是不懂中國，不懂中共的本質，不懂中共面具背後的真實面目和意圖，而這個時候的美國和西方（無論是政界、學界）由於政治見識短淺，都錯誤地認為經濟的發展可以使得中國擴大自由度而最終走向民主。由於西方由於不懂中國不懂中共不懂中共真實意圖而在無知中幫助中共強化它的國家機器，使得中共縱向比較比以往任何時候、橫向比較比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最為有效地鎮壓本國民眾的政治反抗。在美國的幫助下，中共更為有效地通過現代科學技術對中國民眾實行謊言欺騙治國，無遠弗界控制和鎮壓。

　　中共吸取了1989年的經驗教訓，吸取了東歐和前蘇聯的經驗教訓，在美國和西方的幫助下進一步強化，成功有效地馴化了佔絕大多數的中國民眾，啟蒙中國民眾覺醒已經成為天方夜譚。中共建政迄今七十年，基本不遭受外部打擊，因此可以從容不迫地鎮壓國內的政治反抗。

　　現在的中共窮兇極惡，與中共抗爭是人獸之戰，更是人與撒旦之戰。在這場博弈中，反對中共專制方沒有絲毫勝算的機會。能夠戰勝中共的，整個世界只有美國。美國幫助了中共取得天下，而且中共已經被餵養成了龐然大物，整個世界除美國之外沒有其他力量可以戰勝這個龐然大物。美國不知道及時遏制中共邪惡的壯大，結果就是美國自身被中共吞噬。

　　當今世界當美國主持正義的時候，正義就存在；當美國放棄正義原則的時候，正義就不存在。當美國與中共沆瀣一氣的時候，世界就墮落。自從1989年以後的近三十多年裡基本上是美國與中共沆瀣一氣的時代，所以這個世界就是一個墮落的世界。二十一世紀就是美國與中共的對壘，究竟是美國戰勝中共邪惡，還是美國願意依附中共專制，是決定這個世界上所有人民幸福和福祉的最關鍵因素。

　　美國不醒悟，不採取行動，中共可以繼續存在。美中關係從夥伴到競爭，再從競爭到敵對，美國在中共的咄咄逼人攻勢下，別無選擇地採取對應措施和策略，世界就有希望了，中國十四億被奴役的無知民眾就有被解救出中共苦海的希望了。過去美國政治弱智總統們一直水中撈月地期盼與中共和平共處，自從中共出了個習近平，放棄了鄧小平訂立的韜光養晦矇騙美國的對美策略，弄醒了對中共有所警覺但仍迷糊的川普。尤其是進入2020年以來，習近平在國際舞台博弈中放出兩大狠招，一是武漢病毒傳播世界，二是香港國安法，非常有效地強化了川普行政當局與中共對抗的決心，把川普和世界推向合圍習近平中共政權的不歸路。

　　習近平非等閒之輩，困境中輾轉騰挪奮力出擊，借美國發生騷亂之際推波助瀾，以圖美國因抗疫和騷亂而自顧不暇，同時誓與美國做殊死的搏殺，為中共殺出一條重生血路。

　　代表著世界文明進步和邪惡黑暗的正義與邪惡兩大勢力直接對抗和廝殺，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究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還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整個世界靜心屏氣，作壁上認真觀吧。

　　1989年的六·四距今三十一年，天時地利人和都到了中共的對立之處，這個格局的出現，一掃過去三十一年的悲痛和無助。中共惡政在世界的醒悟中，在美國即將的作為中，被擊毀倒塌，被掃入歷史的垃圾堆中。

　　謹以此文紀念1989年北京天安門大屠殺受難者蒙難三十一週年。

秦晉
民主中國陣線主席
澳洲悉尼大學博士候選人

(原載於《歐洲希望之聲》網站   https://sohfrance.org/qinzhongguobiantiandezhengzhijiyuzaicijianglin)

　　上帝使其亡，必先使其狂。正值全世界抗疫問責北京之際，香港發生了大抓捕一幕，香港著名民主人士李柱銘、黎智英、長毛梁國雄、李卓人、何俊仁、楊森、吳文遠、單仲偕、蔡耀昌、黃浩銘、陳皓桓、何秀蘭、區諾軒、吳藹儀等紛紛被捕，這是北京與全世界角力新闢地另一個戰場。在整個世界封城停擺之際，北京政權可以在香港為所欲為。

　　香港對於北京本來是一隻金蛋之雞，中共一直不敢明火執仗地對香港採取野蠻高壓手段。武漢病毒改變了世界，也改變了整個格局。現在習近平深知中共滅頂之災即將來臨，而未來的香港在過去曾經擁有的金融地位也將不復存在，索性就橫下一條心破罐子破摔，徹底撕去「一國兩制」的 面紗，出重手將香港一手拿下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此次大抓捕，一可恐嚇香港民眾放棄「五大訴求」，二可消弭疫情過後香港重新啟動的以實現普選為最終目標的政治運動。

　　而在此時最能夠也最應該對北京習近平當頭棒喝的是飽受中共病毒摧殘剛從死亡線上活過來的英國首相約翰遜。香港本是英國海外領土，按條約英國將香港主權交給北京，北京必須按約維持香港「一國兩制」地位。既然北京一再毀約，則英國有責問罪北京。英國完全有正當理由退出中英條約，收回香港。自從撒切爾以後三十多年來的英國政府一直患有極其嚴重的政治軟骨病，沒有一位首相展現過應有的政治勇氣和擔當，最後一任港獨彭定康在任時期表現卓越，移交以後近二十三年，表現過對香港的關懷，但是沒有再表現過對香港的政治責任和擔當。整個大英帝國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內只出現了兩位有勇氣有遠見敢於迎著困難的堅強領袖，戰時的丘吉爾和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而近三十年的英國領袖在國際舞台上的表現差強人意，基本都表現得庸碌無為，連得跟班這個基本角色也做的很不好。

　　解救香港目前的危難不是國際呼籲，而是具體的國際行動。這個國際行動必須以英國為先鋒，英國必須承擔起這個政治責任和先鋒作用，以英國強大的外交壓力和自身的綜合國力為後盾，討伐中共。唯有此，才能解救香港民眾和已經被捕大批香港民主派領袖於縲紲困厄。因為英國政治領袖尤其是約翰遜首相的政治弱智，也許英國繼續對中共毀約和傷害人類的惡行置若罔聞。

　　台灣也在危險之中。顯然習近平已經到了兌現他嘲笑前蘇聯「終無一人是男兒」時候的豪邁理想的境地，他在做最後的生死博弈，打亂整個世界，以此改變世界格局。僥倖成功了，就是亂中取勝，達到中共政權轉危為安的最終目的。中共近日疑似核試驗，美軍西太平洋航母喪失作戰功能，中共艦船在台灣海域和南海海域頻頻亮相展現軍力，均可視作為「項莊舞劍意在沛公」，劍指台灣。中共軍方強硬派更是把此時作為武統台灣最佳時機。台灣可以防住來自中國大陸的瘟疫，但是難以防住中共發射的導彈和軍事冒險；而此時的美國可以防住中共的軍事冒險和攻擊，但是防不住中共發送的瘟疫。此時只要習近平繼續瘋狂下去，做臨終前拉人墊背之舉，台灣遭受塗炭就難以避免。習近平取此軍事訛詐，失敗了，其結果必然是賠上中共自身，也陪上大陸被洗腦充分聞曲起舞狂呼歡叫普通中國民眾。

　　中共武漢病毒給整個世界帶來了巨大的危害，前所未有地弄醒了昏睡的世界。目前來看大多數還只是君子動口不動手，只有川普團隊在孤軍奮戰，敲山震虎有效到位地間接施壓問責習近平中共。它不是直接問責北京，而是選擇世界衛生組織，從與中共勾兌密切的譚德塞這個軟肋處下手，先停止對世衛組織大宗支持，迫使其將與中共合謀隱瞞疫情欺騙世界的惡行和盤托出。此舉於最終揭露北京隱瞞傳播瘟疫有直接效應，不久就可使得中共製造世界大災難的罪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但是持「政治正確」愚蠢觀念的其他西方國家紛紛反彈，川普的行事風格也遭到西方許多國家的掣肘。川普在習近平問題上自誤多多，今天美國疫情泛濫與他對中共態度首鼠兩端有莫大關係。亡羊補牢為時未晚。川普有所覺醒，若再不採取斷然措施，川普本人將被北京毀滅，世界也被中共毀滅。川普遂雷厲風行，打蛇七寸。若能繼續下去，學習里根對付前蘇聯，學習小布什對付薩達姆，習近平必然不久被送上歷史審判台。

　　歐洲主要國家為英、法、德，這些國家的政治領袖樂見當今世界格局，根本無視真正病毒和邪惡肆虐世界，即使是武漢病毒戕害他們國家如此深重，這些國家還是保持良好願望與中共共處一個世界的歲月靜好，他們無視中共對聯合國的所有機構和組織進行的強力滲透和操縱，今天的西方領袖變得如此窩囊猥瑣，源頭還是在美國自里根以後沒有出現過一位有遠見的世界領袖。美國一直領導著世界休眠於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來幾十年的綏靖主義之中，到了川普才開始了改變。德國總理梅克爾個人受惠北京極大，西方領袖都可以從北京分得個人利益，因此半睡半醒的川普只能做唐吉可德的衝殺。世界衛生組織實際上是此次中共病毒最為有效的掩體，而西方國家領袖們對此視而不見，是遲鈍愚蠢還是短視陰暗？

　　澳洲內政部長Peter Dutton達頓剛從中共病毒的殘害中逃過一命，不去問責北京當局，卻對川普停發世衛組織經費大加鞭撻。澳洲前總理現英國牛津大學「習近平研究」博士候選人陸克文不去釐清習近平製造病毒隱瞞疫情擴散病毒的罪惡，卻抨擊川普斷供世衛的果斷行動。可以不客氣的說，達頓是糊塗迂腐，而陸克文則是與中共沆瀣一氣。陸克文最為憂慮的是中共轟然倒塌，所以尋找堂而皇之的理由和理論反對和阻止可能的「川普滅共之戰」。

　　川普的自我挽救只能是認清局勢，知曉處境之艱難，以美國一國之力足以對付時刻變異的妖魔對手中共。但是自身問題是時睡時醒，而對手中共雖弱但每時每刻警覺著，既可以躲避對手的打擊，又可以「敵進我退，敵駐我擾」。川普另一大患則是整個西方大都是美國的「豬隊友」，配合少，掣肘多。川普若能堅定意志，不為西方「豬隊友」們的掣肘所動，帶領美國充分展現世界領導功能和職責，則可一舉戰勝中共和病毒，拯救世界重歸文明發展的正軌，讓美國真正再一次偉大。不然整個世界就陪伴著中共一起萬劫不復。

2020年4月19日星期日

　　香港國安法在北京人大的提出是習近平的孤注一擲，另一方面也是西方主要民主國家對中共本質認識的嚴重缺失所導致，尤其是當事國英國的縮頭烏龜式的政治表現縱容默許了北京的有恃無恐和步步進逼。習近平中共正困獸猶鬥，以一國之力與世界文明進行殊死的搏鬥，以「橫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方式對抗美國和西方。當前美國行政當局對中共的反應沒有錯誤，但是反擊遏制尚未能落實到實處，蓋因川普沒有政治遠見，依然對中共懷有幻想。而英國是最應該回應的，英國現有的回應極其軟弱無能，提供幾十萬富有港人移居英國是錯誤之舉，不值得稱道，下下策。正確的回應應該是回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既然北京單方面撕毀協議，公然破壞「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和「港人治港」的雙方共同認可的原則和移交方案，則英國應該正色警告中共，並且退出1984年聯合聲明，重新收回香港，中策。英國應該拿出1840年兵臨廣州，1982年撒切爾夫人果斷出兵福克納群島（馬爾維納斯群島）的勇氣和決心，此乃上策。可惜英國首相約翰遜沒有因為疫情死去，如果他死於武漢病毒，也許今天英國的反應有很大不同。

　　五眼聯盟中約翰遜是慫包，特魯多也是軟蛋，唯澳洲莫裡森可圈可點，在應對中共邪惡的時候，表現出了政治勇氣和道義原則。新西蘭雖小，也表現了她應有的立場原則和國格。美國領導世界，正承受著最大的壓力和困難。總體上川普應對得當，但是缺乏政治遠見和道義擔當，在與危害世界最兇殘的中共邪惡交手過程中，時常看不清問題本質而自誤。

　　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美國則應該效仿北京，告示北京美國欲將作廢三個公報，摒棄作繭自縛的「一個中國」策略，提升與台灣關係，採用兩德模式和兩韓模式，在不久將來對兩岸實行雙重承認。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阻遏習近平在國際舞台上的胡作非為，才能有效抵禦中共狂妄的狼子野心。

英國《每日郵報》文章：

　　一種病毒正在煩纏擾著世界。這個討厭的生物在全球蔓延的傳染中留下死亡，破壞和痛苦。

　　它的感染影響我們整個的生命，通過挑戰我們生活、愛、工作和娛樂最基本的自由，改變我們作為人的行為方式。

　　它令我們煩悶，困惑，茫然，甚至不信任他人。我在加拿大密西沙加（Mississauga）寫下這些話時，已經五天沒離開家了。無論您是在哪裡閱讀它們，我們都正在某種程度上遭受著這種全球性大流行病後果的折磨。

　　它始於中國。但是不要受愚弄。它並非去年始於武漢，而是可以追溯到大約一個世紀前，當一小群人在浙江一條湖中的船上宣布在我的國家成立共產黨的時候。

　　我承認我們都正在與從武漢市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作鬥爭——但中國共產黨是禍害如此多的人並使我們的世界突然陷入黑暗的真正瘟疫。

在中國因有關冠狀病毒爆發而遭受新指控之際，一位戴著防護口罩的婦女在街上的習近平主席畫像前走過

　　正是它將Covid-19釋放於世，無論是在野生動物市場還是在生物實驗室中。正是這個組織試圖掩蓋證據，同時壓制試圖警告他人的醫生、記者和其他公民，以便掩蓋自己的劣跡。

　　這個世界忽略了這支兇惡勢力犯下的許多反人類罪——從殺人以獲取器官和燒毀教堂，直到將數百萬穆斯林少數族裔關押在集中營中。

　　從我十幾歲想要理解這個世界的那一天起，我就了解到這個政黨的邪惡和它的傳染性。它在中國感染了那麼多人，令大多數人充滿恐懼，而其餘的則變得殘酷而冷血。

　　這種苦難驅使人們將自己的國家建設成一個地面上的宏偉地獄。天安門廣場慘案發生後，它迫使我逃往國外，然後在數十年的煎熬中為打敗它的毒素而奮鬥。

　　即使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也無法擺脫它的掌控。我的家庭是國家的敵人，在共產黨眼中受到詛咒，因為祖父作為政治人物在前政權中任職「」罪行」而遭受殘酷迫害。

　　我父親被指控為間諜，然後被剝奪了教書的工作，被送到勞教所。我的出身於富裕家庭的母親也遭受官方虐待，被迫（與我父親一起）在建築工地上工作了十年。

　　當我五歲的時候，父母把我和妹妹送到離家500英里遠的鄉下，與祖母住在一起，以逃避迫害。我們被其他的孩子欺負，因為我們是政治上的另類，然而當我們四年後回到北京時，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我的童年充滿了虐待和歧視。因為拒絕低頭接受自己身份的卑賤而受盡苦頭。所受的傷害如此的厲害，以至於我很多次想到自殺。唯一阻止我實施的是，我知道這會給我的父母帶來額外的痛苦。

　　然後，我決定為社會正義而反擊這個黨。我17歲那年，有一個短暫地閃爍自由的民主牆，在那兒，我興奮地讀到有關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抗議。我對中國發生改變抱有很大希望。但是我從來不信任共產黨，因為我從內心深知共產黨無法從內部治愈。

習近平主席加強了中國共產黨的控制，限制了億萬人民的自由，盛雪說

　　十年後，在我家附近的天安門廣場發生了抗議活動，我每天都前去參加。然後，在1989年6月4日凌晨，我看到士兵在黨首的命令下射擊自己的人民，包括兩個就站在我附近的人。

　　我的丈夫看到一個驚恐的少女在街上奔跑，甚至沒有意識到神聖的人民解放軍已經開槍向她射擊。一顆子彈削開了她的頭骨。她的眼睛睜得大大的，再也沒有閉上。

　　兩個月後，我離開了中國。到達加拿大的20天后，我參加了在（中共駐）多倫多領事館外的第一次抗議活動。我放棄了研究新聞學的計劃，並幫助組建了民主中國陣線。我以為在這個和平的西方國家裡我將會安全和幸福。

　　我離開了中國——但它已經到達了這裡。隨著其商業、文化、傳媒和意識形態不停地推進，中共繼續著這種無情的步伐。

　　欺凌和恐嚇立即就開始。這就是為什麼1989年大屠殺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停止了參與民主運動活動。在那些日子李，我哭了。他們以我是個婦女而欺辱我，儘管這還不算最壞，因為還沒有互聯網。

　　他們會寄給我從雜誌上剪下來的下流照片，或者在男廁所寫下我的名字及電話號碼。然後，我們團體中的一些人會攻擊我，指責我是間諜——一會兒說是中共的間諜，一會兒說是臺灣灣的間諜。這太荒謬了。但與此同時，這令人非常痛苦。

　　自從2006年我去柏林參加一次會議後，情況變得越來越糟。當時一個從丹麥過來的中國人，與人們交朋友並加入我們的組織。從此以後，他在網上寫了數百篇關於我的侮辱性文章。

　　六年後，我當選為民陣主席，中共發動了全面進攻。關於我私生活的謠言四處蔓延，甚至造謠說我母親在我還是孩子的時候拉皮條。在線發布污穢的虛假圖片。

　　社交媒體賬戶傳播謊言。博客敗壞我的聲譽。我必須為無理取鬧的法院索賠自我辯護。這場壓力極大的運動很難抗衡，影響了我的健康。同時，我再也回不了家鄉——我在1996年曾嘗試過一次，但被送回來。並被警告說，如果我再次嘗試，就將不會被放。

　　至少，我還有我的自由——不像居住在中國的14億人那樣，在那裡習近平加強了黨的控制。我的朋友，以及許多維權人士、新聞工作者和律師，都被關進監獄；有些被迫害致死。

　　像維吾爾和藏族等被壓迫族群的狀況比戰爭更糟，因為他們無法反擊。他們沒有武器對抗極權的全能國家機器及其大規模監視。

　　當聽到我關於中國的警告時，人們常常認為我瘋了。他們沒有把視線移到那裡，無法想像到底發生了什麼。在中國國內，沒有人能抗拒黨的意願或拒絕其要求。

　　同時，它已經在全球蔓延。商店中的商品已逐漸地都變成中國製造。英國提議讓華為幫助構建其5G系統——但是為什麼要讓一個使用間諜軟件的外國國家系統進入呢？我一直擔心中共會做出毀滅文明世界的事。

　　它知道它無法憑藉其政治制度、經濟能力或軍事力量與西方競爭。我們不知道這次大流行是故意的還是意外的。

　　我們不知道它是如何開始的或將如何結束。我們不知道會有多少人喪生，有多少家庭被毀，經濟上將造成多少損失。但是我們確實知道，中國共產黨並不在乎人民在死亡，不在乎人民生活的自由，不在乎人民的人權。

　　這個世界必須走在一起戰勝這個來自武漢的瘟疫，但是，還必須團結一致，戰勝另一個邪惡。在歷史的這一刻，我們不僅要面對冠狀病毒，而且還要面對更加致命的共產黨病毒。

附：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