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环境灾难与社会危机的一组对话：澳洲民运人士冯海光阐述了其“蓝色革命”的主张，令人眼前一亮。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出了以“蓝天革命”为主题的大会宣言。会后，我和几位民运同仁对此又有更深入地探讨，现将讨论内容做了粗略整理并和读者分享

 

　　今年二月份，前央视记者柴静，自费拍摄了一部纪录片《穹顶之下》，透过雾霾问题，再次将中国的生态环境危机推到了公众的眼前。影片中，老百姓的怨天尤人，问责部门的推诿搪塞，可怕的PM2.5真相揭秘，总之，影片聚焦的雾霾现象，一时间成为人们最关心的话题。所有看了片子的人，都在问一个同样的问题：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生活在雾霾下？工作在雾霾中？在片中，柴静透过她女儿手扶玻璃窗，遥望窗外自由的定格画面，告诉了观众：亿万中国人就和她女儿一样，如同犯人般的被囚禁在一个巨大的“穹顶之下”。

　　在今年3月底召开的“2015悉尼民运大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中国民运人士，也专门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了讨论。澳洲民运人士冯海光阐述了其“蓝色革命”的主张，令人眼前一亮。在此基础上，我们推出了以“蓝天革命”为主题的大会宣言。会后，我和几位民运同仁对此又有更深入地探讨，现将讨论内容做了粗略整理并和读者分享。

　　一个是大家所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谈谈共犯互害社会现象。总之，整个中国已进入了从生态环境到社会心理，全方位的危机状态。

　　文章以对话形式记录，按发言顺序排列。

盛雪：还我蓝天、还我山河

　　我认为柴静很了不起，从关注环境污染开始唤起民众争取自己的权益，在这一点上， 《穹顶之下》这部片子所起到的作用，是民运多年来都未能做到的。

　　2005年初，我就和几个朋友提出一个《诉中国政府破坏环境状》：状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以及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原人大委员长李鹏等个人。诉状请求事项包括：1、判令被告以党产和个人财产赔偿环境、资源损失15（年）乘以2830（亿元，每年因环境污染导致的经济损失，人民币，下同）即42459亿元及利息，该笔赔款交付国际环保机构，悉用于改善中国生态环境；支付原告每人100万元，作为中国环境污染直接和间接造成被告人身伤害的经济赔偿；2、判令被告承担相应刑事责任，以破坏环境罪、危害国际环境罪、渎职罪、危害国家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进行数罪并罚，并向国内公民和受害国家具结悔过；3、判令被告赔偿调查费用200万元；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有关的诉讼费用；5、判令自然人被告每年植树1000株，并每人负担2位生态难民的生活。诉状同时列明了12条事实依据，和13条法律依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控诉没有能够进行下去。

　　柴静虽然未能在影片中把深一层的意思说得更明确，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民运人士，恰恰应该在更深入的层面——制度层面剖析、论述我们的观点，将“蓝天革命”的政治主张告诉国内民众，只有冲破“政治雾霾”，将被垄断的公权力还给人民，还给法治，才能真正的解决环境与生态的问题。

　　微小的PM2.5，人眼无法看到、纱布口罩无法抵挡，这是一场争夺生命权的战争，今天如果人们还不行动起来，一切都会太晚！不管是倒逼中共变革、还权于民，还治于法，还是民间推动“蓝天革命”，时间都已经刻不容缓。即使全国民众今天就开始行动、开始抗争，雾霾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化解的。中国有十三亿人，很多富人选择了离开，但穷人怎么办？能移民的毕竟是少数人，在那片土地代代生存的人怎么办？只有主动行动起来，自己来掌握命运，从最基本的呼吸权、生存权入手，一步一步地走向争取公民的政治权利。

　　我觉得：“还我蓝天、还我山河！” 这个口号很好，这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的。只要民众自觉地行动起来，不管哪个城市的工地扬尘，哪家钢厂排浓烟废气，哪个企业排放工业污染物，随时拨打12369，或举牌抗议、请愿上街。这就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和可以采取的行动。这虽然不能立竿见影的改善环境，但一定可以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来推动变革，最终赶走雾霾。让他们的子孙后代可以生活在蓝色的天空下，呼吸洁净的空气。 要知道，改变自身的命运只能靠民众的觉醒和自救！因为你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你无法不呼吸、不喝水、不吃饭。除了你离开繁华喧嚣的都市，离开汽车拥堵和人潮涌动，离开这片阴霾的天空？但你能逃到哪里去呢？中国已有3/4的国土在雾霾的笼罩之下，你逃得出雾霾的穹顶吗？

　　我认为：“蓝天革命”这个概念不光包括了政治变革，而且在生命价值观上，也为中国人描绘了未来的方向：即中国人应该享有文明，应该享有在蓝天下的生活，能够让心灵在澄净优雅的自然环境中得以休息，正常工作和惬意生活，欣赏那一抹久违的纯粹蓝色。

潘晴：雾霾面前，人人平等

　　有人可能听过这样一个段子，叫做：“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在北京街头牵着你的手，却看不见你。” 这是一条关于雾霾在网上转发量较多的段子。还有一个段子也很有意思，据说是被罢免的前环保部长周生贤家里的保姆透露出来的，叫做：“雾霾是最好的政治动员令，在雾霾面前，人人平等！”

　　网上有一篇《深度雾霾背后的政治问题》的文章说到：“环保部长周生贤最近一语惊人：雾霾天气发展下去必然是重大政治问题。 ... 雾霾就像一个四处弥漫的演说家，正在动员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反对派。... 在雾霾 面前，人人平等--第一次在中国大地以最小差距实现了。” 不知道周生贤是不是因此而下台？但雾霾会引发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则已无悬念！因此，柴静的作用是巨大的。

　　不过中国社科院发表的《2014年社会发展蓝皮书》中已透露：雾霾引发的群体事件正以30%的速度在快速增长。对当局来说，腐败问题虽令人头痛，但起码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如：打老虎、打苍蝇来缓解民众的不满，多少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但雾霾和环境问题就不一样了，人最需要的一个是呼吸的空气，一个是吃的食物，一个是喝的水。 ...…当生存环境受到了威胁，过去那套官方话语就失灵了，因为官员也是人，面对北京铺天盖地的雾霾，中共的宣传机器就不知如何来面对了…...

　　这几年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急剧恶化，如今的北京已是：“一天不刮风，雾霾罩京城”。好像突然之间，京城排放的废气就多了N倍，黑压压的、乌蒙蒙的到处都是。其实民众并不了解，不是废气突然增多了，而是环境恶化已超过了临界点，大自然突然失去了自净能力，因此人们才突然感到：“狼真得来了！”

　　专家们是这样解释的：

　　首先是微生物环境遭到了长期破坏而突然崩溃，微生态系统无法对污染废气起到吸收、分解等作用，即自然界自净化系统瘫痪了。

　　其次是地面生态环境恶化，不能吸附抑制微小颗粒物再次扬起，这主要是地面过度硬化造成的，如水泥地面，缺少具有自然生态功能的绿草地、湿地、灌木丛等，加上严重缺水，城市已形成“热岛效应”。

　　第三，地下水位过低和地下水严重污染。地球是能呼吸的，呼吸过程中能对废气自净过滤，现在地下水已没有，或已污染，微生态系统循环被破坏，因此已无法自净。

　　可笑的是，中共当局在面对这么严重的生态危机时，仍然不忘愚弄人民。前不久，军事专家张召忠在出席电视节目访谈时，又在忽悠老百姓，大谈美军激光武器的劣势。居然大言不惭地说：“雾霾对激光武器是最好的防御，激光武器最怕雾霾，没有雾霾的情况下，激光武器能打10公里，有雾霾时，只能打1公里，美国这种武器有什么用？” 结果张大嘴再次遭到网友的痛批。

陈维建：开国际会议，才有蓝天？

　　不过中国的环境灾难完全是人为的，2008年奥运会召开时，我曾经撰文批判。揭露中国的各种社会危机，包括环境灾难。当时，以自民党的名义向全球发出呼吁：抵制北京奥运。当中国人沉浸在奥运的癫狂中时，中国的生态恶化并没有停止。党国的好大喜功一掷千金，留下的只是那些粗鄙恶心的奥运建筑。奥运是靠着提供外国运动员的特供食品，喧闹华丽而浅薄奢靡的奥运开幕式来吸引眼球的。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闹剧倒是疯狂了一阵子。

　　到了2014年，去年的APEC峰会时，中国雾霾已经非常成问题了，当局为了这个会让周围的工厂全部停产，甚至连殡仪馆尸体也不让烧，算是保住了几天蓝天。人们嬉称为APEC蓝。之后又雾霾重重。

　　中国的雾霾PM2.5是来自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空气污染测试，是为了在中国的美国人而发布的信息，当时中国政府要求美使馆不要发空气污染的测试，因关系到美国人的健康被拒绝了，但中国人已经知道了，这种雾霾是人为造成的，是一种有害健康的空气污染。最后中国政府没有办法也只得公布PM2.5空气气污染指数，虽然迟了许多，但晚公布总比不公布好。最近已经去职的骆家辉大使谈了当时驻美大使发出空气测试与中国政府周旋的情况，中国与美国政府两个国家对本国人的身体健康所持有的不同态度，也说明了两种制度的不同。

　　最近听说，中国政府为了让风将雾霾吹掉，将种在北京周围用来挡沙尘暴的防风林砍掉了，结果几年不见的沙尘暴又开始袭击北京，整个北京黄沙满 天，落下后满 地黄土，刚洗过的央视大楼，又得重洗了。这到底是谁出的主意，这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其实这也是专制政治之下官员的一种短视眼光与简单思维之下的工作方法。

　　我在这里不是调侃中共，在中国，对付雾霾唯一有效的只有开重要国际会议了，时代仍停留在当年大清国的水平：“朝廷怕洋人”？看来只有国际压力才能起作用，其他那些隔靴挠痒的环保措施，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子，从未真正阻止过雾霾恶化的步伐。

盛雪：以“蓝天革命”，推动时代变革

　　这次悉尼召开的民运大会，最大的亮点就是提出了“蓝天革命”！

　　因为，“蓝天革命”具有鲜明的政治动员象征意义，其基本思想与当今中国的变革紧密挂钩；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民主运动政治理念高度浓缩的表达。因此，它一定会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潘晴已在他的文章中对此有了专门论述，我觉得很好，特别是在如下几个方面：

　　1、“蓝天革命”首先是一种历史传承，这个提法与辛亥革命的“首创共和”，与“国民革命”和“中华民国”（标帜是“青天白日”），与当代民主运动推动的“民主革命”（蔚蓝色），以及与中国人百年来所追求的宪政民主梦想（生活在蓝天般的清明制度下）一脉相承。

　　2、“蓝天革命”是明确的非暴力革命象征，它与“宁静革命”、“和平革命”、“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以及近年来风起云涌的“网络革命”、键盘革命”、“雨伞革命”等当代非暴力变革运动，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和相互之间的替代性。

　　3、“蓝天革命”顺应了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潮流，与当今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存的“观念革命”，环保领域的“绿色革命”，科技领域的“蓝色技术”，海洋生态的“蓝色革命”，网络世界的“云革命”等追求，理念相同，且包容度更大，涵盖的范围更广。

　　4、“蓝天革命”与当今世界的普适价值相一致，它既与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平等、博爱、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高度吻合，同时，它也包括了“天人合一”、“敬畏自然”、“万物相依”、“和谐共存”等优秀的东方传统文化之精神。

　　因此我认为：“蓝天革命”的提出，无论是在政治制度变革、社会经济发展、环境生态保护、人文生活方式等各个领域，都有其现实意义。

潘晴：地下雾霾，千年之患！

　　看来，我们在对“蓝天革命”的认识上高度一致，而中国的环境灾难已到了刻不容缓，必须马上予以控制的时候，否则就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开启“蓝天革命”有其当下的紧迫性。

　　去年一年，虽然全国大面积的雾霾已经让老百姓“伤心伤肺”了，但空气雾霾再严重，终究是可以治理的。但未必人们都知道，地下水源一旦被污染，则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地下的雾霾”不经过千百年时间的自然净化，将无法恢复到使人类安全生存的状态。

　　如果说，雾霾已被称为是中国人的“心肺之患”。那么水安全问题，则正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特别是水资源危机。

　　中国水资源总量的1/3是地下水，全国90%的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60%污染严重。据有关部门对118个城市连续监测数据显示，约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基本清洁的地下水只有3%。

　　国家环保局曾经发布新闻：全中国七大水系，面临的严重问题是水体污染和水资源短缺，主要河流有机污染普遍，主要湖泊富营养化严重。七大水系污染程度由重到轻顺序为：辽河、海河、淮河、黄河、松花江、珠江、长江。其中辽河、淮河、黄河、海河等流域都有70%以上的河段受到污染。

　　阿里巴巴的马云曾表示，人类最大的需求不是GDP，而是水是否干净，食品是否有毒，空气是否可以呼吸。最近，马云更是语出惊人，说：未来二十年，将有33%的中国家庭因环境带来的健康问题而破产！我说的就更加直截了当了：中国人正在往“断子绝孙”的末路狂奔！

　　可怕的是：地下水一旦被污染，没有千年的周期无法复原，但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正如古人说的：“挨河已清，人寿几何？” 这不是往“断子绝孙”的路上狂奔又是什么？！

　　造成水污染的原因很多，但造成的危害大致可列为以下三条：

1、工业污染——致癌症

　　工业三废（废水、废气、废渣）是地下水污染的主要因素。大量的工业废水不经过处理而排入城市下水道、江河湖海或水沟、大渗坑里，导致地下水化学污染。

　　现今中国的247个癌症村，与地下水工业污染存在直接关系。

2、农业污染——致病变

　　喝水就是在喝毒药，由于农业活动而造成的地下水污染源主要包括土壤中剩余农药、化肥、动植物遗体的分解以及不合理的污水灌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NO3—N的增加和农药、化肥的污染。

3、生活污染——致畸形

　　大量塑料、金属、电池等不可消化的垃圾出现，一边是基础设施和管制的缺失，农村污水、垃圾直排现象愈发严重。生活垃圾随着日晒雨淋及地表径流的冲洗，其溶出物会慢慢渗入地下，污染地下水。

盛雪：共犯互害社会，人人难逃厄运

　　我们谈了不少环境问题，此外我强烈感受的另一方面是：在当今中国的社会中，暴力泛滥越来越普遍，首先是来自中共的国家暴力机器对民众的压迫，权力暴力无所不在。昨天，在微信上有一个视频，一群所谓执法人员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妇女大打出手！那个女人已经被打倒在地，一帮男人还继续拳、脚、警棍相加。这样的事情凸显了中国整体社会的极度败坏。什么社会能够容忍这样的暴行！而且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人怎么就下得去手？显然，在中国，人性泯灭已是一种社会癌症，它正在吞噬着整个民族的道德良知。

　　在政权暴力的示范下，如今民间戾气也到处弥漫，社会共犯互害愈演愈烈，总之，整个中国大陆已进入了一种：从生态环境到社会心理的严重危机状态。2008年开北京奥运，当时我就想写一篇揭示中国已进入“共犯互害型社会”的文章。而如今“共犯互害结构”已深入到了社会的骨髓之中。

　　目前在网络媒体上讨论的“互害型社会”，大多是用来讽刺食品领域的造假者终将自食恶果，比如卖“假牛肉”的，很可能所吃的就是“毒大米”；毒大米的生产商发了大财，举杯庆祝，喝下的却是工业酒精兑制的假酒；假酒公司的员工，为孩子买到的奶粉被添加了三聚氰胺；在奶粉企业食堂里，正在供给“化学牛肉”烹制的午餐，等等……

　　这些现象，说明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人人都像是白眼狼，你觉得我占了便宜，我觉得你占了便宜，互相坑骗拐捞，但不管你在社会上如何精明，但最后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这就是互害社会生态链中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处在这个链条中的每个人，都逃不脱伤害和被伤害。

　　网上也有人说，这是民族的劣根性。如一位网友就自我承认的说：“我看到别人比我过的好就不舒服，心里就会很无耻的有很多不好的想法。” 其实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太缺少公平正义，一般人很难简单的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获得有尊严的生活。

　　中国的共犯互害生态链事实上早已经形成，八十年代以前，主要在政治领域。而现在则深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了。每个人，无论你从事什么行业、地位高低、年龄大小，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这个生态链里，就像生活在大气雾霾的“穹顶之下”一样，无法逃脱。

陈维健：“互害社会”有它的制度根源

　　其实彼此互害的情况，还不仅仅在食品领域存在，延伸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几乎无处不在，如教师收受孩子所送的礼品，教师打车时被司机绕路，出租车司机看病被开高价药，医生评职称得按潜规则送礼，再牛的教授在领导面前都得被迫让出论文的第一署名权，领导家的孩子也同样要向老师送礼，否则就可能被坐“冷板凳”，这不是又循环回来了吗？

　　这不是调侃，现实社会中的互害关系要复杂得多。在这样的社会关系状态之中，人们可能同时扮演着多个受害者的角色，也在特定情境下成为对其他人的施害者，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病了，也就是说社会制度出了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社会病？为什么会演化出如今的“互害型社会”来呢？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松为此写了一本书《中国社会病》，书中将社会病、互害型社会的成因，界定为民生欠账太多、相应的制度改革停滞不前。按照他的说法，“要医治好中国的社会病，最急迫的是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因为一旦民生出问题，民众就会失去恻隐、廉耻之心，失去对生命、正义、善良、人性的基本敬畏和判断。”

　　我同意他的基本分析，但最根本的还是制度根源。我和老潘生活在澳纽，大家都知道澳洲是所谓“罪犯”的后代建立的国家，但如今已成为世界上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它说明了：好的制度可以使“魔鬼变成天使”，坏的制度，只要你身陷其中就算是好人也会变坏。

　　有人对此或许不以为然，认为中国社会仍然存有爱心，如汶川大地震，人们的爱心不够彰显吗？民众们没有自觉捐款吗？许多养老院、敬老院、孤儿福利院，许多人都去做过志愿者，做过义工吗。是的，对这些人我表达诚挚的敬意。但遗憾的是，即使如此也不能改变我对一个“互害社会”的基本判断。因为在中国，民间所有的善举，不光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鼓励，反而处处受到打压，这样又怎么能够建立一个良善社会呢？

盛雪：“共犯互害社会”是有其历史传承的

　　我曾经写过专文，论述过“中共国家恐怖主义”，在说明“中国是个共犯互害社会”的基本特征之前，人们可以回顾一下当代历史：从1949至1978年，在中国只有国家权力，没有社会存在（这句话也许有人不太明白，有兴趣的话，可以参阅我写的文章）。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慢慢地才有了民间社会，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它的每一个环节和角落都是层层叠叠的权力控制和渗透的，所以，事实上，中国根本就没有民间社会。在极权主义摧毁了所有传统价值和道德观念之后，这个社会已无法建立起价值共识。而在暴政权力的胁迫下，它必然会沦落成一种“共犯互害社会”。它逼迫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不仅损伤了人的基本道德感，而且最大程度地伤害了中国人做人的尊严。有人说：“尊严算什么？，我最关心的就是吃饭，发财！” 我不否认吃饭的重要性，但我还是要说，你可以把饭吃得有尊严一点，这两者之间并不矛盾。中共官方，一直吹嘘所谓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我的看法是：如果中国人还停留在毫无尊严的，为了一碗饭而努力的话，为了一点钱就可以胡作非为的话，这个社会就绝没有真正的安全与幸福。

　　共犯互害社会的形成，当然是制度造成的，这个国家互害的历史表现，则毫无疑问的要首推中共鼓吹的阶级斗争了。毛泽东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斗争哲学，已深入到这个民族的灵魂。一句话，这是个没有正常社会的畸形国家，官方为了将民众的利益剥夺干净，所采取的方式就是让整个社会处于恐怖之中，不光民众恐怖，即使是官员也是恐怖的，文革中，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领导人都要被害死——我不是说他们的命就比普通民众的命高贵，而是说明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怖性质，这就是恐怖的强度！在这样的恐怖控制之下，没有任何道德可言。于是兄弟阋墙、父子反目、夫妻告讦、同事揭发，所有破坏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事，都会发生。而且被认为是向党交心、向党告拢的“高尚”之举。所以人与人之间怎么可能会和谐共处呢？

　　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从“防人之心不可无”到主动去害人，到创造性地害人、并以害人为己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样的社会心理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换言之，自中共夺取政权以来，所有治理国家的理念，就是大规模唤醒并激发民众身上的恶，让人民互相撕咬，互相攻击，捏造诬陷，希图自保。但最后不过是晚死几年或被晚杀几天的苟活而已。

潘晴：“潜规则”主导下的一种“末世心态”

　　盛雪对互害社会的历史根源作了分析，那么我们看：如果1949至1978年的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的互害国家的话，那么如今则是在政治、经济及各个领域中的互害社会。正如盛雪所指出的那样，互害社会是一种共犯结构，并且是“潜规则”主导下的一种“末世心态”。

　　如政府衙门都各尽其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每个职能部门都将公共利益部门化和私人化，你到我这来办事，我制约你给脸色看，反之亦然。所以政出多门，叠床架屋，互相扯皮，没有效率是常有的事。至于老百姓就更惨了，他到所有的部门都得看脸色，都得被踢皮球的各部门玩个够，还不一定能办成事。所以再底层的老百姓都要找个七大姑八大姨的背景做靠山，办事不成，就去求情，大家共同玩潜规则，玩得自得意满，真可谓喜气洋洋。本来可以按正规渠道办好的事，却要到处去求人去打点，其实他没有看到这个过程中，人格的侮辱，求人的窝囊，以及求人过后的还情还债，增加了许多有形无形的成本。而这样的事，除非你的官大你的官管用，否则你也难免要低三下四地求情。何况退休后，你也得体会人一走茶就凉的世态冷暖。也就是说，所有人之间，其实都是拿潜规则来互相伤害，增加了各种扯皮的成本，降低了效率。同时还培养了中国人喜欢玩阴谋，近乎无时无刻地在算计别人的恶劣品行。

　　如此一来，整个民族丧失了发明创造的时间与精力，丧失了坦坦荡荡、一脸阳光地活着的乐趣。有些人由于被党国洗脑之后，一生都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其它国家的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有尊严地活着，在中共政权多年来的刻意愚民教育下，真有人将做奴隶当成天经地义的美好生活。这是一种毫无尊严的活法，但这也是一种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恶性循环，因为在一个互害社会中，每个人的尊严都不一定能得到完全之保证。

　　在这个恶性循环的互害食物链上，没有谁可以例外，连高官也不例外。每个公务员在上级领导面前都是奴才或者装作是奴才，但每个领导在下属面前，都把自己看作是你大爷。在领导面前低三下四受的窝囊气，当然会撒到下属那里去。即使你一生说了多少违心话做了多少亏心事才爬到这个位置，爬上了这个位置还得继续说假话，还得提防上面的长官和下面的民众。

陈维健：畸形社会，只能鱼死网破

　　中国的社会心理早就是火山待发了。如今一个小小的区县政府都岗哨林立，政府工作人员都像被猪圈起来养一样“安全”，也许你觉得这种“安全”是一种享受，但在我看来这种安全是一种惧怕，浸透着无处不在的恐惧。也就是在中国社会，普通老百姓固然恐惧，但对此普通老百姓不能专美于此，中共官员也难以免俗，他也一样生活在恐惧中，所有人都在恐惧中。你说这个社会不是互相伤害，又是什么呢？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弄得所有人都恐惧的地步，都没有安全感，这个政权还不思悔改？难道他们也爱上了害怕人民时的那种恐惧了吗？斯德歌尔摩综合症的患者不仅是普通人，包括那些达官贵人。如果说人民是因为被挟持，久而久之爱上了绑匪，那么官员也同样是专制制度下的可怜虫、牺牲品。民众和官员都仿佛是被圈养的猪，喜欢滚烂泥潭并享受烂泥潭一样，并不知道洗干净去享受那种不受拘束的自由生活。

　　中国社会已畸形到了所有人都恐惧，所有人都不知不觉地在互相伤害，已形成了一个互相恐惧和互相伤害的强大网络。但官方和民众，特别是统治者却不思改进这个空前有病的社会，眼看这个社会继续腐烂下去，那么这个烂下去的社会就只能是“鱼死网破”，走向崩溃。这对中国来说是一种灾难，能不能避免要看全民的心态和统治者的选择。尽管在中国，每个人受害的深浅程度不一，但人人都受到伤害的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要改变这样的现实，需要付出我们的智慧和行动。

盛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中国为什么会形成一个典型的共犯互害社会呢？如果简要地回答，那也是我早就论证过的一种说法：专制制度特别是一九四九年后的极权制度，其本质是吃人兼自噬的制度，没有任何人不受捆绑，没有任何人能置身事外。

　　几年前文强所抓，王立军嘲笑其是死有余辜，罪有应得。但文强当着他的面说：“别得意，你也会有这么一天的！” 这样的谶语当时没有人相信，何况当时正横霸一方、炙手可热的王立军呢？当薄熙来倒台后，恶吏打手的下场当然不会好，不知今天在狱中的王立军对此有何感想？在独裁体制下，中共官员们冷漠傲慢惯了，没有几个人会想到自己倒起霉来，也会惨到不知哪一天就暴死的地步。古人讲：“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在这样的一个专制的绞肉机中，什么人都难于幸免。

潘晴：丛林社会，无人善终

　　我早说过，在如今的制度下，即便你腰缠万贯、开豪车住豪宅吃山珍海味，也只不过是一个高级一点的奴隶而已，当年的首富黄光裕就是最好的例子。你挣钱挣到一定层级的时候，你就难免与官员勾结，你的对手就正好利用政治圈套来做掉你，不需要也不想要任何真正透明的司法介入。在中国许多权钱勾结发了财的人有善终的不多。许多被国进民退干掉的私企老板，有几个有机会、有能力替自己喊冤翻案的呢？我和维健就见过这样一类的人，如今惶惶然不知所终。也许有不少贪官心里想得是：倒霉蛋一定不是我？我看未必，面对这个互害社会，如此乐观的官场概率从何而来？

　　互害社会的本质，是彻底地继承了丛林社会的传统，而不幸的是，当今中国还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当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已是自由民主的文明国家时，中国却还处在野蛮的前现代社会，这就是一个互害社会的基本土壤。民众作为互害社会这个“生物链”上最底层的人，受到官权伤害以及底层互害是最多的。由于极权制度造成上层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贪恋暗箱操作、喜欢丛林法则。民众也上行下效，每个人都以贪占他人便宜为炫耀之资，把坑蒙拐骗作为自己生存的法则——所有人都在互相伤害，互相受损。整个中国社会，玩不尽的潜规则，扯不尽的皮，捞不完的油水，做不完的恶。这样的社会怎么可能和谐？习近平鼓吹的“中国梦”建筑在这样的基础上，无疑只能是一个“虚幻噩梦”，根本就走不下去。

陈维健：红二代更心狠手辣

　　今天这样一种互害社会，为“红二代”的登台提供了条件。普罗大众为生存挣扎，被剥夺了一切对国家发展的发言权。在职官员们则抓紧腐败，所谓“不捞白不捞”。红二代的登台客观上维护了这样一个互害制度——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只有在这个制度下，党国权贵才能垄断国家所有的政治经济权力。而习近平的反贪打虎，只不过是红色贵族对社会权力和财富新一轮的掠夺和瓜分。当然有一批平民出身的官员免不了成为牺牲品，但现在充当习王打手的一帮中纪委酷吏们，他们就一定会有好下场么？恐怕未必！我不会算命，但也懂得因果报应的厉害。在这个吃人兼自噬的制度下，真玩起命来，恐怕谁也不敢保证自己就一定可以全身而退。从本质上来讲，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没有人有真正的胜算，包括现在不可一世的习王，也包括他们的政治对手。只不过这些“红二代”们更反动，更手狠心黑，也注定了下场更可悲！

盛雪：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今天的讨论很有意义，希望今后还能继续，范围也可以扩大些。最后，我用一句老话来奉劝党国的统治者：“天理昭彰，报应不爽”，“莫以善小而不为，莫以恶小而为之。” 不要对强烈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置之不理，更不要阻挠中国人民追求自由的渴望，你们今天打压许多仁人志士对改变中国所付出的努力，明天包括你在内，只能是在一个“共犯互害社会”中苦苦挣扎，难以自保。不管你今天是否身居高位，薄熙来，徐才厚、周永康已经尝其恶果，我们不知道下一个送上祭坛是谁？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没有一个人享有终极安全。这是历史的法则，这也是在一个共犯互害社会中逃脱不了的宿命！

（完）

2015/5/20

（首发于《北京之春》，http://beijingspring.com/bj2/2010/240/52420154572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