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阵史话】
民阵二大简况
张小刚
民阵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张小刚、秦家浩做为本支部的代表出席了大会。在这之前,两位代表曾准备了一些提案并利用每月第一个星期日在移民资源中心的例会和其他机会,多次听取本支部会员们的意见。这些提案大部份曾经刊登在第五期支部通讯上(因发行渠道上的问题,可能尚有部份会员未收到该期支部通讯)。
澳洲共推选出33名代表。悉尼到会16人,另有4人因拒绝以撤回PR申请换取Re-Entry签证而缺席。墨尔本到会3人,另有5人因未获美国领事馆签证而缺席。堪培拉两名代表亦因美国使馆拒签而未能到会。西澳到会1人,南澳2人,共22人到会,11人缺席。
秦家浩于九月二十日到达,张小刚因美方签证的延误,二十二日傍晚才到会。九月二十一日为预备会议,讨论有关议事规则的问题,还对因监事会裁决理事会四月二十五日将现任理、监事列为二大当然代表的决议违章无效而遗留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认可上届理、监事为二大正式代表的资格。
二十二日上午为开幕式,由上届主席严家其宣布开幕。大会选举了由王超华、黄伟成、钱达、王光秋、陈一咨、廖天棋、汪浩、汪岷、马大维、马宁、钟人组成的主席团。民联主席胡平、全美学自联主席陈兴宇,以及刘宾雁、柴玲等特邀代表相继在大会上致辞。刘宾雁先生在发言中说,目前我们面对的中共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同时不可忽视来自己心灵的敌人,……。共产党对人性的摧残,最重要的一点是将中国传统中最优秀的东西破坏了,其中一个直接的后果是人与人之间的爱、信任和遵重。例如去年以来,我们听到很多关于对民阵不利的传闻,后来证明都是不真实的,但当时我们都相信过。从大陆出来的人,很容易相信那些不真实的关于别人或某个组织的坏话,而不是首先怀疑这些东西,这个现象值得大家警惕。刘先生最后呼吁大家用理性的态度解决内部份歧。柴玲在发言中也呼吁团结友爱,以爱待人。
严家其、钱达和万润南分别就上届理事会、监事会和秘书处的工作向大会做了报告。
下午,一些代表针对上届秘书长万润南进行了严厉的质询和指责。在质询过程中,来自法国的岳武要求上届秘书处的曹务其说明支出于大陆工作的六千元是如何开销的,澳洲悉尼的李绢站出来解释说,所有她经手的支出都有人可证明,并指出有相当一部份用于电话联系。此时有代表站出来指出,在大会上公开与联络的细节将危害大陆人士的安全,并建议李绢回去后更改电话号码。
晚上所有正式代表、特邀代表和列席代表混和分组讨论,对民阵前段工作的总结,今后的发展及章程修改等问题进行讨论,并各确定二人代表本组在第二天上午的大会上发言。
二十三日上午大会发言之后,大会特请刚从大陆逃出来的梁二(梁擎敦,学生领袖,首批通缉的二十一人之一)和吴仁华(北师大讲师)介绍大陆最近的情况。他们指出,国内人民激愤的情绪仍然强烈,对民运的同情和支持非常广泛,仍然到处可以看到人民对民运人士的帮助。大陆人民对民阵也有相当的了解和期望,并希望海外民运团体时刻想着国内的人民。他们发言之后,悉尼的李绢也要求发言,介绍最新得到的国内情况。经大约五分钟控制情绪之后,她说她很激动,因为当我们在海外坐着争论的时候,有些大陆民运人士却不愿出来,有的出来了还又回去。如某某出来以后,又坚决回去。从某地回去以后,一直与她保持联系,又从某地到某地进行民运活动,最后终于在某地被捕。这时有人站起来打断发言,说不宜在此公开场合透露大陆活动的详情,于是大会转向下面的议程。
根据原定日程,应先在下午讨论修改章程和选举办法,完成之后,在晚上讨论临时提案。但上午尚有少许时间,于是用于对非章程问题提案的讨论。首先讨论的是张小刚提出的《与民联合并的提案》。大会执行主席王超华将该提案归纳为“一个意向五个步骤”之后,请原提案人解释提案。但张小刚表示,提案本身已经说得很清楚,无需再花费时间解释。然而辩论过程表明,许多加入辩论的代表并未认真读过那些一个多月前就寄到他们手上的提案。例如原提案中本已包括一个建立“合并工作小组”以在正式合并前处理统一会费盟费等具体技术细节问题的步骤,仍有人诘难说,尚有包括会、盟费标准不同等许多细节问题未解决,怎能轻易谈合并。反对合并者最主要的理由之一是“时机不成熟”,严家其反驳说,这次可能已经是一旦放过再不回来的最后时机了。一加拿大代表则以他们当地民阵民联组织已经合并的事实支持合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有个别华人代表表示不赞成与民联合并是因为从前对民联印象不佳。最后,当有人无视原提案中第一个步骤就是争取民联最高权力机构对合并意愿的认可,无谓地争辩说“在民联同意之前我们无权决定合并和提出召开联合代表大会”的时候,严家其提出对原案的修正案。该修正案与原提案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但却更为“激进”:明确定出了在民阵三大或三大之前召开与民联合并的联合代表大会正式合并的时间表。严家其的修正案未经辩论付诸表决,以44票对11票通过。
接下来讨论的杨中美等人分别提出的有关设立和健全“大陆工作委员会”的提案,也引起了激烈争论。有些人认为此类机构有沦为“情报局”之虞,与民阵“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相悖,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民阵应面向国内,大陆工作是重点,健全此机构非常必要。最后大会接受严家其的提议,将此案推至大会闭幕后进一步交流意见,而不予表决。
此后,有代表提议优先讨论“政策白皮书”,为大会所接受。所谓“政策白皮书”,是指由王润生执笔,以秘书处名义提出作为大会提案的《目前中国局势与我们的战略和策略》一文。对该文的争论相当激烈,耗时也较多。上午争辩不完,在后来讨论修改章程时,尽管本身时间已明显不够,将可能占用选举时间,仍有人征得15人联署紧急程序提案要求中断议程,用一个半小时继续讨论该白皮书,并获大会同意。一位代表指出,章程比选举重要,纲领比章程重要,而该白皮书正是向世人及各国政府显示形像的纲领性文件。由于在此时间内仍未能完成对该文的讨论,大会最后决定委托下届理事会主持该文的修改。对该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下面几点:文章用不少篇幅分析共产党内的专制集权派、开明派和民主派,对其他政治力量的分析则较少、较粗,其立足点是过于看重共产党内的开明派、民主派而将民阵等民主力量置于为辅的地位,还是基本表示了促进“和平、渐进式”演变的态度以适应民心思变怕乱的国情;文章中写明“反对那种以‘打倒共产党’为目标诉求的激进主义”是否应当;文章完全未提民族问题,民阵是否应当表示赞同西藏人民自决的态度;文章对香港只是一笔带过,是无视香港对民运的重要贡献和作用;文章以典型大陆教育背景人士的态度评价国民党过去对大陆、台湾的“专制统治”是“历史的污点”,更引起了台湾人士和许多海外华人的强烈反弹。一位台湾出生的华人代表表示,尽管他并不亲国民党,却从未感到被国民党的专制所压制。还有一些人士甚至抨击说,在民阵为二大所筹经费中绝大部份为来自台湾的捐款的情况下,白皮书持此种态度,是忘恩负义。
在对白皮书的讨论中,分歧很大,意见不易集中,更谈不上共识。如此一个长篇大论的文章,在临开会前才作为普通议案发给代表们,绝大多数代表根本没时间阅读,当然不可能充份讨论。所以有代表提出该文正式发表前应先在民阵范围内广泛讨论。
下午开始了更为冗长和争论不休的章程修改。有关议案相当多,而大会筹备组大概由于人手不足,未能对这些议案进行整理和合并。因此,大会主席团成员在前一天仓促地进行了一些游说活动,劝说一些提案人自行合并或撤销议案。分别提出了对章程进行整体修改方案(即完整的新章程稿)的吾尔开希和老木主动撤回了提案,而张伦则有意坚持,但最后大会决定只作逐条修改而不是整体修改。由于主席团认为讨论应从最后一个提出来的提案开始,因此讨论是以王珞临时征集15人签名提出的一系列自成体系的章程修正案为基础,而其他提案人则获机会阐明自己的提案与王案的区别。
几乎对章程的每一项修改,都引起激烈的争辩,无数对提案的修正案、修正案的修正案、修正案的修正案的修正案等等竞相提出,无须15人连署即可立即提出讨论的“紧急程序动议”被代表们作为争取表达观点的机会的有效工具频繁使用,以致一个紧急程序动议刚刚提出,又有人高喊“更紧急程序动议”,引起哄堂大笑,幸好还没有“最紧急程序动议”出笼。与此同时,不少代表出出进进,而章程修改需要2/3以上代表在场和2/3以上在场代表的赞成才能通过,因此主席团不得不派专人(通常是王超华主动驻守)在门口掌握场内人数。或许因冗长的讨论令人思维混乱,一度出现前后矛盾的笑话:大会通过了对第16条的修正,取消秘书处、秘书长之设置,而对第17条(原文有关秘书长的任命)的修改却未获通过。前面通过的条款,过后被推翻的事时有发生。原定一个下午的章程修改,到半夜一点多才完成一半,而一些重要的条款却正是在这时表决。最后,经主席团提议,大会决定委托主席团组织“专家小组”,对余下的章程提案连夜进行整理和综合,提交第二天大会讨论,并修改议事规则,对所有这些议案及其修正案只表决不辩论。
尽管如此,二十四日仍用去整个上午来完成章程及选举办法。对章程所做的主要修改有:代表大会两年一次,其间可开特别大会,理、监事为下届代表大会当然代表;正副主席做为行政首脑,不再是理事会成员,同时取消秘书处;主席可对理事会决议行使否决权,而理事会亦可反否决;新设由代表大会直选的财政委员会主任,负责总部的拨款。此外,监事会成员由11人减为7人,且来自同一分部的监事不超过两名。至于理事会的产生办法,分区选举的方式因修正方案未获2/3多数而得以保留,大会采纳了曹务其提出的新分区方法:美国、澳洲各三人,日本、港台、法国、英国、北欧各一人。有人提出美、澳各减一人,法国增一人,港、台分为两区,但未被大会接受。
被推迟到下午的选举使大会达到了最高潮,多天来第一次所有109名到会的正式代表都在场。参加正副主席竞选的有万润南许思可、朱嘉明徐邦泰两对。万润南早在一两个月前就明确表示了参选的意图,但直到临会前才确定许思可为搭裆。而朱嘉明则是临会前才确定出来竞选,二十二日才与徐邦泰结成搭裆。朱嘉明39岁,经济学博士,89年7月起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六四前曾任中信公司国际研究所副所长、社科院副研究员、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等职,八九民运时参加起草了“三所一会”六点声明,后来参加过民阵一大主要文件的起草,并对此次白皮书的起草提出过建议和意见。柏克莱加大的徐邦泰,曾参加复旦大学学生人大代表竞选并当选,现为中国民联联委会主任委员。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的许思可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曾参与全美学自联的组建,在民阵一大上当选理事并曾竞选主席。在前一两天里,两对候选人分别散发了个人简介、施政纲领等传单,朱徐还开了与代表们的恳谈会。
正副主席的竞选分为五个步骤,首先是候选人竞选演说。万润南在演说中说到,“下决心竞选主席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如果我出来做,我知道,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是,我还是觉得,我出来做更合适。……,对于许多批评意见来说,我认为都是真诚的,也确实,我有许多失误和问题,但我会调整,会学习,而且这一年,我已经调整了和学习了许多。我学习的速度我想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来做对民阵一年工作的连续性会更好,因为即使那些失误,我们是为之付出了代价的,如果给我机会继续做,实际上使民阵一年来付出的代价,在新的一届中能够得到最好的收获”。朱嘉明在演说中讲,“民阵已走过了一个开创的阶段,现在正转化为一个新的阶段。……,第一年大家还谈所谓‘明星’,如同体育中经常强调单打,现在我们则在进行一种特殊的体育运动,需要许多的运动员,那么就需要这样一个人出来,他更有协调力、号召力和合作能力。很多人说,我这次是很仓促的,我承认。但我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中国有本书叫厚黑学,说又厚又黑的人才能搞政治,我就是不信。我希望从我们这一代起,从现在开始,有这样的人成为政治家,他有高尚的理念,有透明的作风,有大德大善的风格”。徐邦泰演讲说,“我跟朱嘉明本来并不熟悉,在22日同他谈了几个小时,觉得他是个人才。……,我虽是民联的联委会主任,但也是民阵的顾问,那么我们都是自己人。经过我多年民运的实际经验,我觉得民阵需要一个新的作风新的形像,以完成新的任务。这种新的作风是平实的作风,新的形像是集体的形像,新的任务是……想办法回到大陆去,组建反对党。我非常高兴昨天多数通过了一提案,即促成民联和民阵的联合。……,给我机会的话,我将全力促成民联和民阵的联合。……,美国朋友曾问我们:你们懂得什么是民主?当时有的朋友并不能很好地回答。假如你们给我机会的话,我和朱嘉明完全有能力在两年之内给世界所有朋友一个完满的回答:我们有明确的目标,我们懂得什么是民主”。许思可演讲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留学生,……,和刚才三位都不一样,我不是学政治学社会学的,过去也不是政治家。……,这次出来竞选,对我来讲是做了非常困难的考虑。几天前我一位非常好的朋友打电话告诉我:……,我可能要跟你在见解上分道扬镳了。我听了以后很难过,我觉得大家不能理解我。我为什么要支持万润南出来竞选?在民阵一年的共同工作里,……,我和万润南之间一开始有很大的分歧和矛盾。我们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信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这过程是最为宝贵的。我觉得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他有缺点,有弱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难道我们这样一个民主政治的团体,不能容忍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存在吗?那么我们这个组织不会有希望。所以我想帮助他成功”。
其次是竞选对手互相提问。朱嘉明问万润南,民主过程中的效率和企业的效率有什么区别。万润南答道,通过一年的运作,他确实学习到了两者的不同之处,第一,民主政治的效率要考虑到权力的制衡,否则会影响组织的公信力;第二,要注意民主的程序,否则会失掉支持;第三,要讲究广范的参与,否则只少数人的空忙。他说,“如果我当选,就有更多机会用我学到的这些东西为民阵作贡献”。许思可问徐邦泰最大的优点、弱点是什么,对什么自信对什么不自信,徐答,他对专业内的,兴趣内的,理想中的事最有自信心;对理想和兴趣之外的没握。万润南向朱嘉明提问时说,如果自己落选,仍将参与民阵的工作,并希望参加大陆委员会方面的工作;如果当选,则希望朱嘉明在政策研究战略规划方面做其助手,问他愿不愿参加。朱答Yes。徐邦泰提问说,许思可是一个优秀的音乐工作者,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许答,他不是职业政治家,但还是很自信,觉得在人格上才干上有能力胜任;他的优点是能与人很好相处,善解人意,能作协调,缺点是有时过于拘谨而不够自信,但他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它成功。
接下来是每个候选人各接受五个代表的提问。但实际上相当多的提问完全是针对万润南而发的,即使是不得不以向他的对手提问的形式。多数提问都很尖锐,而答辩也是高水平的。
有人问到,如果万润南当选,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会退出,万有何办法制止内斗和防止分裂?万润南回答:若因他当选而对组织造成损害,那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但他的当选需由大多数代表按民主程序来决定。“如果说,代表们的选择不符合甚至三分之二被代表会员的意愿,那不是对我们代表的资格和能力的不信任吗”,他说,我们之没有有根本的冲突,……,民主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你活我也活,不是你对我错,而是可能大家都有合理的东西,也都有需要调整的东西。在回答他有没有可能在民阵内搞独裁时,万润南说,独裁是一种制度,而制度是代表大会制定的,他将不仅要依循现有制度,而且还要在有漏洞之处主动推动制度的建设,来约束自己。万润南还否认他只能用和他观点一致的人而不能用能力比他强的人的说法:“我身边工作的许多人,在某一方面的能力都比我强”。
在答辨中,朱嘉明认为,有关“若朱先生没有当选,民阵便会有财政危机”的说法“是一个神话”。至于如何扭转财政困难,朱嘉明说,民阵自三、四月以来从公众捐款得到的经费只有几万元,其他多是从台湾来的,他若当选将把财政来源结构做一根本改变,这是靠提高民阵本身的信心和形像来使捐款从不同的渠道增加。当回答如何挽回民阵在过去一年“损失很大”的公信力时,朱说,首先要提高民阵成员的自身素质;其次使纲领阶段化,方针政策具体化,使之更符合国内外的变化;第三是发挥基层支部的作用。至于他本人的行政能力,他指出,他的简历表明他也有各级行政工作的经验。
徐邦泰在答辩中则谈了他在帮助民联内部趋于时的经验和他在留学生中的好人缘对民阵会起的作用,并指出在工作班子方面,对原来班底里愿留下来并且有用的人才,他们会尊重其意愿,同时还要广纳各路英豪。
对于许思可,人们比较关心他与万润南的关系。回答提问时他说,他曾经不能接受万润南非常强的个性,并说万自尊心很强,有时向他提建议,当时并没有表示接受,但只要说到其痛处,他过后会悄悄的改。对于为何他与万润南接触一年才感到万有一点好处,而徐邦泰与朱嘉明仅几小时便有深刻了解的问题,他说可能徐朱个性相近,而他与万则差异很大,但在一起工作两人的优缺点会有一种互补,只是这种性格差异的了解需要一个过程,需要一个痛苦的磨合。
第四个步骤是竞选对手共答两个提问。对朱、万的第一个提问有关政治要透明的观点,朱答:“我说政治是透明的,是从理论上、风格上而言的,还未涉及在此前提下怎么考虑政治的谋略”。万则答道:搞政治的人,生活在金鱼缸里,真是透明的,我已在鱼缸里呆了一年,透明度大家可以了解;但本身是透明的,并不等于人家就了解这种透明,绝对不要把工作有失误、受到一些批评就认为是道德感召力和不透明所造成的。第二个提问是,“万润南在他所签名的四通公司流亡人士对时局的声明中的一些说法与昨晚讨论白皮书时大多数代表的观点不一样,产生这么大差异是什么原因”,万答:这个问题好像是针对我一个人的,当然朱先生愿意回答是另一回事;我认为政治斗争必须密切注意发展变化的情况,陈一谘先生说得很好,中共在调整,我们也要调整;我们应当有战略的眼光,民阵不能总只是海外民运。朱则说:万先生刚才说我愿意回答的话可以说,意思是要我说我是否参与了这个时局声明的起草,我确实参加了,并写了一个书面意见,与王润生等朋友也都谈了。
对徐许的提问则是有关加强会员参与感和有关民阵成为政党后的港台政策的问题。至于民阵成为政党的问题,这些候选人和一些代表都在这一两天的发言和答辩中指出,根据政治学的概念,只有在合法化和参加选举之后才能称为政党,民阵在海外,在回到大陆之前谈不上成为反对党。
最后一个步骤当然便是投票,选举结果,万润南许思可以59票比49票,一票弃权,当选正副主席。
正副主席选举之后,选举财政委员会主任。首先出来竞选的是上届监事,墨尔本的王珞,他说他之所以竞选此职位是由于上午通过的章程存在漏洞,使财委主任的权力可能任意扩张,因此必须把住这个关。接着出来与之竞争的是美籍华人朱韵成,他介绍自己是一小型电子公司的东主,有理财的经验。在回答提问时,王珞表示自己也有理财的能力,而朱韵成则保正不会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商务谋利。投票结果,更为美国代表所熟悉的朱韵成以微弱多数当选。
“财主”选举还在计票的同时,监事会的选举已在进行。参选者包括多位明星。57年著名学生右派,如今被称为“民运祖奶奶”的林希翎在竞选时说,她曾说过如果万润南当选她就退出民阵,“现在我就是不退,就是要监督着你万润南,……”。
至于竞选连任监事的原北京工自联副总指挥岳武,则在选举前有个插曲:大会上他一次出来发言时,突然改变话题,指责有人在会上散发材料攻击他,企图否定他的工自联副总指挥身份,他说,“我的身份是得到日本政府证实的”。经大会要求,最近流亡出来的一位原北京工自联常委出来发言,他说他参与了工自联组织的过程,工自联只有五个常委,并无正副指挥,而且至少他在广场上的时候,从来未见过岳武其人。日本的郝一生则站起来为岳武解释说,岳武曾为面临被日本递解出境的中国学生向日方交涉,证明这些学生的民阵会员身份,而日方则对岳武本身的身份提出疑问,经日方向中国官方询问,证实岳武正被中方通缉。
王珞在得知“财主”计票结果之后,最后一个报名竞选监事。选举结果,王超华(美国,北京学生领袖之一,最高票当选)、钱达(美国,上届监委主席)、老木(法国,上届监事,流亡人士,诗人)、王珞(澳洲,上届监事)、邵宗懿(英国)、李梁(日本)、杜智富(加拿大)。监委内部再经选举,钱达蝉连监委主席。落选的岳武亦获较高的票数,林希翎则得票较少。
其后是分区选举理事会成员。澳洲区悉尼支部的代表以绝对的人数优势选出了三名来自悉尼的理事:李克威、杨兮、李娟。其它各区结果,美国:朱嘉明、马大维(连任)、杨光(连任,原为澳洲的会员);英国汪浩;德国廖天琪;法国严家其;港台张郎郎(持香港护照的大陆旅美人士,曾与遇罗克同狱难友);加拿大伍春萌;北欧徐广繁;荷、比、卢、瑞:钱海鹏;日本杨中美;南美暂缺。其后理事会内部选举朱嘉明为理事长。
选举结束后,新任主席万润南致闭幕词。他说,“民主不仅是一种对制度的诉求,也是一种素养,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要建设一个民主的中国,需要学习许多东西。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学习第一课”。他还说,“我在我们的竞选纲领里归纳了二十一条,这是对代表的许诺,……,在下次开会时,你们应该拿着这张单子来一一地验收,看看我们今天的许诺是不是能够兑现”。最后,大会在掌声和欢呼声中闭幕。
1990年10月
(原载《民阵南澳大利亚支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