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今天，1989年10月9日是一个改变了德国、欧洲和世界的日子。刚刚经历了六四屠杀的中国人，心中格外疼痛，我们失败了，而他们成功了。我们失败了，所以要再接再厉，所以会有了当前香港的占中“雨伞革命”。在历史的长河中，每个惊天动地的事件都是短暂的，如过眼烟云，但是在历史的暗流中，每次重大事件结束后并没有消失，而是隐身沉潜下来，它潜伏着、孕育着，在适当时机，新的思潮、运动会因缘际会地诞生。

　　四分之一世纪前的10月9日倒底发生了什么？柏林墙的坍塌、东西德的统一、苏联社会主义帝国解体都直接跟这个被称为“决定日”的一天直接有关。谁决定？决定什么？官员决定站队到人民一边，权力决定不施暴于民，激情加理性完成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这是人类史上最华美的篇章。

　　一切都并不是上天的恩赐，当时的情势是非常危急险峻的。因为北京政府开了杀戒，将天安门广场上和平示威的市民学生用坦克和机枪扫荡了，东欧共产国家的领导有了“榜样”，就心中有谱了。从8月起大批东德的百姓就蠢蠢欲动，开始逃亡，他们先冲进东柏林的西德使馆寻求庇护，8月19日又有900名东德人穿过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成功地逃到了西德，由此拉开了用脚投票的序幕。到了9月份，莱比锡的市民就开始了他们著名的“周一示威游行”（Montagsdemonstration），每个星期一成百上千的市民于下午5点下班后，聚集到圣尼古拉教堂的周边，点上蜡烛祈祷，这样的举动令当局错愕，不知如何应对，如此持续到10月。权力者终于亮剑了，10月6日的党报《莱比锡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我们将坚决保卫自己双手经营的成果，把这些反革命行为有效并决绝地消灭。如果必要，就使用手中的武器。”但是一到星期一，竟然有7万名市民和平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口号“我们是人民”，群众高呼：要民主、要言论自由、开放边境！警民对峙，千钧一发，一触即发。

　　然而睿哲者早就料到这样的险境会出现，民间已经风传，镇压要开始了，已经有5000名军警调动到了市内，另外还有1500名士兵待阵，磨刀霍霍待宰“反革命”。各大医院的血库都已经备好了血浆，杀戮一开始，就能“扶死救伤”。在这历史时刻，几位临时凑合起来的人士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所谓的“莱比锡六人”（Leipziger Sechs）。旅美作家北明花了数年时间研究东德垮台，莱比锡这个城市和另外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牧师克里斯蒂安•弗瑞尔（Christian Führer）在这个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她写了一篇长文“莱比锡的烛光——柏林墙的坍塌”，该文尚未发表，其中就着墨于“莱比锡六君子”。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组合，3位民间文化人，该市Gewand音乐厅首席指挥马祖尔（Kurt Masur），神学家慈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讽刺剧演员朗格（Bernd-Lutz Lange）和三位共产党高官，管科教的区委书记沃茨尔（Roland Wötzel）、管宣传的朋莫尔特（Jochen Pommert）、文化负责人梅耶（Kurt Meyer）联合起草了一个紧急呼吁，要求人们冷静并与当局对话。这份呼吁经由该市的广播站，于当天下午多次在市内广播，并且在教堂的祈祷会上也向群众宣读了。马祖尔特别担忧晚间会有流血冲突，毕竟酝酿了几周的群情已经到了火山口，即待喷涌了。

　　沃茨尔等三名官员打电话给镇暴行动的总指挥哈根贝格（Helmut Hackenberg），要求他不要动用武力镇压民众，此君不敢擅自决定，通电柏林请示总书记何内克，却只找到了代理书记克伦茨（Egon Krenz），克伦茨也不敢决定，但应允揣摩了顶头上司的意思后，就回电话。结果哈根贝格久等亦未获电话指令，就自作主张撤下了镇压的命令。“对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们没有对付的方案。”这是后来共党国安一位高层人士作出的解释。真是一念之间，血流成河的噩梦就化作胜利的欢乐和眼泪，命运之神何其神妙。

　　但是莱比锡只是一个最光辉美丽的例外，在其他城市里的人民所经历的，虽然没有流血冲突，但是恐惧威吓也足以让人头皮发麻。比如莱比锡西北角上40公里以外的Halle市，抗议人群这一天所经历的就恰恰是一场噩梦。当天大约有400名抗议示威者，手持蜡烛于黄昏时分聚集到市场教堂边，而莫约有150名带着狼狗的武装警察和一辆辆大卡车也都汇聚起来，严阵待命。抗议群众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和平抗议，声援莱比锡”、“非暴力，要求改革”。就这么几句文绉绉的话就撕裂了警方的神经，他们挥舞着警棍，动员警犬开始进攻手无寸铁的群众，有人躲进了教堂，但是大部分人在外边，里面的人听到外面人的惨叫、犬吠、警察的咆哮。人们四散逃开，但是都被警卫追捕，投入大卡车上，运送到一个恶名昭彰的看守所。恐惧弥漫开来。被捕者被迫面墙，双手抱头，双腿分开站立，如此站在黑暗的冷风中，不吃不喝，不准拉撒。稍有不慎就是棍棒加身。一直到了第二天凌晨，才开始漫长的审问、登记。最后的警告是不许再次参加示威抗议，否则将罚款。男女老少被折磨到半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步行回家。这次的群体虐待事件，一直没有翻案，没人问责。受害人至今没有得到当局的道歉，不过反正树倒猢狲散，一个月之后，柏林墙就轰然坍塌，围墙两边的人民欣喜若狂，怀疑是在太虚幻境之中。历史竟然在目瞪口呆的世人眼前上演了如此动人的悲喜剧，革命成功了，而且是和平、理性的革命，非暴力的光荣革命。

　　在时代的大变革巨轮之中，和平、理性非暴力必须是一个对立双方都遵守的原则，它只在有深厚人文传统和基督教精神的社会里能行得通。众所周知，连残暴如纳粹的政权，他们的盖世太保也不进入教堂抓人。东德的秘密警察再冷酷无情也同样不敢在教堂里逞凶。教堂就成了浑浊污泥中的一片净土，这就是为什么苏东波的垮台，教会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神的殿堂保护了一大片异议人士。在一个民主和人权观念已经比较成熟的社会里，和平抗争是一个很好的手段。今春台北太阳花学运就是明显的例子，双方坚持，政府固然屈服于民意，而学生领袖在达到某种程度的目的之后，也能见好就收，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由此可见，台湾的政治相当文明而青年一代也已经十分地稳健成熟了。当然，换一个社会，和平手段就未必能有效，天安门屠杀就是一例。可惜直到今天，我们也看不出中国的当权者在这方面有什么进步，官二代为保住父辈打出的江山，哪怕血染山河，哪怕哀鸿遍野。然而这江山不是老一辈打下的，它是中国人民历经战火的浴血，充当了几十年毛泽东基本教义派的实验品，凭自己的勤劳苦干才成就的一份家业。人民要维护自己的成果，要求推选出他们信任的官员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今天香港人民占中的基本理念。香港的青年一代汲取了中西各方面的抗争经验教训，提出以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这为港官出了难题，“以暴镇暴”是简单的道理，但是当对手是理性温和的人们，那该怎样对付？也许这就应了东德当局那句话“对于人民的和平革命，我们没有对付的方案。”没有方案，其实就是“无为”，就是最高超最智慧的处理群众运动的方式，可惜只懂蛮干的老共恐怕还达不到这个境界。

　　然而，国内外港台的民主力量应当汲取当初莱比锡的经验：

1.　和平、理性非暴力依然是抗争的最佳手段。

2.　争取民众站到自己这一边，不要占领大面积地区，这会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不便，要占领心脏要枢地带或是单独建筑物，缩小打击面。

3.　争取媒体、宣传机构站到抗议群体这一边，善用社交媒体，记录一切运动的实况，以便将来取证。

4.　持久战很难打，不妨采取周期模式，例如每周五下午5点举行抗议活动，这样方便下班族和下课的学生来参加。抗议活动限时2小时，事完回家，下周继续。如此可保存实力，保存气势。做得好，可以持续几个月甚至一两年。

5.　必须争取跟当局的谈判权。谈判应当持续，由有经验的人组成智囊团，不时拿出锦囊妙计。

6.　组成游说团，在全港澳地区游说选举委员会的成员。也可在国际上活动，到美国、台湾或欧盟进行游说，争取同盟。

2014.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