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拒絕辭職但同意港府以行政司司長林鄭月娥為代表與罷課的學生和佔中的市民對話，這一新的變化標誌著香港自9月22日學生罷課開始的爭真普選的抗爭進入了新的階段。

　　一開始，北京想快刀斬亂麻，試圖以香港前所未有的警力迅速清場，沒成想過度的警力卻刺激了更多香港市民參與抗爭。而海內外各界聲援香港民主運動的聲浪此起彼伏，其中釋出的最大公約數的信息就是強烈反對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使用武力鎮壓和平的學生和市民，這一預警使得北京更加忌憚在香港製造第二個天安門事件的成本和代價。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香港大規模流血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在我們繼續警惕北京當局突然變臉以武力解決香港政爭的同時，我認為，在這新的階段裡，香港的學生和市民以及其全球支持者的當務之急是如何使得將要進行的對話成為有效的、有意義的、雙方都富有誠意去解決僵局的對話。

　　首先，作為天安門的老兵，我們25前所得的教訓使我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體會到，使對話能有效進行的第一要件是抗爭運動中的各界形成一個統一的有代表性、有決策力的領導機制，捨此，有效的對話將不可能，更不用說成功的對話了。這樣的領導機制不僅僅是為了對話，就算對話最終未達成成果，這樣的領導機制的存在與否對於抗爭能否成功轉化成不同形式的持續運動也是至關重要的。

　　再則，進行有效對話的另一個要件是強勢一方的誠意。強勢一方往往需要強大的第三者的監督敦促和壓力才能在對話中拿出誠意。就香港目前的具體情況來講，國際社會是最好最合適的第三者。為此，在這一新的階段──對話階段，我們針對國際社會的主要工作就是呼籲各國政府、議會、學界、媒體關注即將開始的對話，監督香港政府以及北京當局的言行，迫使其以誠意與學生和市民對話。

　　再有，使對話能夠有效進行還有一個要件，那就是本來弱勢的一方──學生和市民──對當局的充分壓力。許多觀察家正確地指出，目前北京採取“拖”和“挑起群眾斗群眾”的策略對付罷課的學生和佔中的市民，製造輿論，把抗爭運動構陷為一般民眾正常生活的禍害。香港的抗爭運動應該做出相應的戰略調整，我建議把運動的參與者儘量集中在政府區，減少在商業區聚集以減少對香港經濟生活的影響，但同時，要維持運動的規模和氣勢，保持使對話可以有效進行的必要壓力。

　　細緻分析一下，“拖”也並非是令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十分踏實的策略。從個人角度講，面對香港的局勢，沒有一個人比習近平和梁振英更感到危機。群眾運動瞬息萬變，誰都很難把握。面臨重大政治危機，權力內部一般會由於處理危機的理念不同和權力鬥爭需要而產生分歧，拖的越久，分歧就越公開化。雖然目前中共上層似乎不會出現像“六四”前那樣大的分歧，但是，政治鬥爭從來都是動態的，面臨著政治危機，中共上層的權力結構並不一定像人們想像的那麼穩定，比如說，被習近平反腐打壓的一派會不會伺機而動？上層有沒有野心家伺機而動？再加上香港民主運動對中國內地的直接示範鼓動作用，我想，習近平未必會氣定神閒地拖下去。所以罷課的學生和佔中的市民要和習近平比耐力。

　　我認為微妙的分歧也存在於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之間。簡略地講，香港這盤棋是三個玩主的博弈：北京當局、香港政府、香港學生和市民，而不是兩個玩主的博弈：北京當局和香港政府作為一方對香港學生和市民。我們相信梁振英、林鄭月娥面對著香港市民與1989年的李錫銘、陳希同面對著北京市民是不一樣的。北京對香港市民的強硬殘酷措施會疏遠梁振英、林鄭月娥們。北京越殘酷，梁振英、林鄭月娥們就會越離心離德。1968年當蘇聯的坦克開進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時，捷克共產黨上層保守派的心理上發生的微妙變化是一個可供我們分析思考的參照。假如香港的學生和市民看不到北京當局與香港政府之間的區別並加以區分對待，可能會犯戰略錯誤。

　　最後，我們不要忽略兩個戰略時間點，一個是這個月底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另一個是下個月初在北京召開的亞太經合會（APEC)。這兩個時間點都會給北京造成壓力，壓力往往會轉化成解決問題的動力。然而，我們要預防狗急跳牆──武力鎮壓──的最壞結果，為此，我們還要繼續呼籲國際社會嚴正警告北京，武力鎮壓將帶來巨大成本和代價。同時，我們要呼籲國際社會監督敦促香港政府在即將開始的對話中拿出解決僵局的誠意，努力爭取促成幾個重要國家的領導人在香港政府於對話中無誠意表現、特別是在北京動武的情況下杯葛APEC會議。我建議香港的學生和市民派出國際宣講團，在目前抗爭處在高潮的當兒，宣講團將得到國際社會各界相當的重視，這樣會使動員國際社會的工作事半功倍。

2014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