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二日香港特首梁振英宣布拒绝辞职但同意港府以行政司司长林郑月娥为代表与罢课的学生和占中的市民对话，这一新的变化标志着香港自9月22日学生罢课开始的争真普选的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一开始，北京想快刀斩乱麻，试图以香港前所未有的警力迅速清场，没成想过度的警力却刺激了更多香港市民参与抗争。而海内外各界声援香港民主运动的声浪此起彼伏，其中释出的最大公约数的信息就是强烈反对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使用武力镇压和平的学生和市民，这一预警使得北京更加忌惮在香港制造第二个天安门事件的成本和代价。就目前的情况来看，香港大规模流血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

　　在我们继续警惕北京当局突然变脸以武力解决香港政争的同时，我认为，在这新的阶段里，香港的学生和市民以及其全球支持者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得将要进行的对话成为有效的、有意义的、双方都富有诚意去解决僵局的对话。

　　首先，作为天安门的老兵，我们25前所得的教训使我们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深切地体会到，使对话能有效进行的第一要件是抗争运动中的各界形成一个统一的有代表性、有决策力的领导机制，舍此，有效的对话将不可能，更不用说成功的对话了。这样的领导机制不仅仅是为了对话，就算对话最终未达成成果，这样的领导机制的存在与否对于抗争能否成功转化成不同形式的持续运动也是至关重要的。

　　再则，进行有效对话的另一个要件是强势一方的诚意。强势一方往往需要强大的第三者的监督敦促和压力才能在对话中拿出诚意。就香港目前的具体情况来讲，国际社会是最好最合适的第三者。为此，在这一新的阶段──对话阶段，我们针对国际社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呼吁各国政府、议会、学界、媒体关注即将开始的对话，监督香港政府以及北京当局的言行，迫使其以诚意与学生和市民对话。

　　再有，使对话能够有效进行还有一个要件，那就是本来弱势的一方──学生和市民──对当局的充分压力。许多观察家正确地指出，目前北京采取“拖”和“挑起群众斗群众”的策略对付罢课的学生和占中的市民，制造舆论，把抗争运动构陷为一般民众正常生活的祸害。香港的抗争运动应该做出相应的战略调整，我建议把运动的参与者尽量集中在政府区，减少在商业区聚集以减少对香港经济生活的影响，但同时，要维持运动的规模和气势，保持使对话可以有效进行的必要压力。

　　细致分析一下，“拖”也并非是令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十分踏实的策略。从个人角度讲，面对香港的局势，没有一个人比习近平和梁振英更感到危机。群众运动瞬息万变，谁都很难把握。面临重大政治危机，权力内部一般会由于处理危机的理念不同和权力斗争需要而产生分歧，拖的越久，分歧就越公开化。虽然目前中共上层似乎不会出现像“六四”前那样大的分歧，但是，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动态的，面临着政治危机，中共上层的权力结构并不一定像人们想像的那么稳定，比如说，被习近平反腐打压的一派会不会伺机而动？上层有没有野心家伺机而动？再加上香港民主运动对中国内地的直接示范鼓动作用，我想，习近平未必会气定神闲地拖下去。所以罢课的学生和占中的市民要和习近平比耐力。

　　我认为微妙的分歧也存在于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之间。简略地讲，香港这盘棋是三个玩主的博弈：北京当局、香港政府、香港学生和市民，而不是两个玩主的博弈：北京当局和香港政府作为一方对香港学生和市民。我们相信梁振英、林郑月娥面对着香港市民与1989年的李锡铭、陈希同面对着北京市民是不一样的。北京对香港市民的强硬残酷措施会疏远梁振英、林郑月娥们。北京越残酷，梁振英、林郑月娥们就会越离心离德。1968年当苏联的坦克开进捷克镇压布拉格之春时，捷克共产党上层保守派的心理上发生的微妙变化是一个可供我们分析思考的参照。假如香港的学生和市民看不到北京当局与香港政府之间的区别并加以区分对待，可能会犯战略错误。

　　最后，我们不要忽略两个战略时间点，一个是这个月底的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另一个是下个月初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会（APEC)。这两个时间点都会给北京造成压力，压力往往会转化成解决问题的动力。然而，我们要预防狗急跳墙──武力镇压──的最坏结果，为此，我们还要继续呼吁国际社会严正警告北京，武力镇压将带来巨大成本和代价。同时，我们要呼吁国际社会监督敦促香港政府在即将开始的对话中拿出解决僵局的诚意，努力争取促成几个重要国家的领导人在香港政府于对话中无诚意表现、特别是在北京动武的情况下杯葛APEC会议。我建议香港的学生和市民派出国际宣讲团，在目前抗争处在高潮的当儿，宣讲团将得到国际社会各界相当的重视，这样会使动员国际社会的工作事半功倍。

2014年10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