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邮报》文章：

　　一种病毒正在烦缠扰着世界。这个讨厌的生物在全球蔓延的传染中留下死亡，破坏和痛苦。

　　它的感染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通过挑战我们生活、爱、工作和娱乐最基本的自由，改变我们作为人的行为方式。

　　它令我们烦闷，困惑，茫然，甚至不信任他人。我在加拿大密西沙加（Mississauga）写下这些话时，已经五天没离开家了。无论您是在哪里阅读它们，我们都正在某种程度上遭受着这种全球性大流行病后果的折磨。

　　它始于中国。但是不要受愚弄。它并非去年始于武汉，而是可以追溯到大约一个世纪前，当一小群人在浙江一条湖中的船上宣布在我的国家成立共产党的时候。

　　我承认我们都正在与从武汉市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作斗争——但中国共产党是祸害如此多的人并使我们的世界突然陷入黑暗的真正瘟疫。

在中国因有关冠状病毒爆发而遭受新指控之际，一位戴着防护口罩的妇女在街上的习近平主席画像前走过

　　正是它将Covid-19释放于世，无论是在野生动物市场还是在生物实验室中。正是这个组织试图掩盖证据，同时压制试图警告他人的医生、记者和其他公民，以便掩盖自己的劣迹。

　　这个世界忽略了这支凶恶势力犯下的许多反人类罪——从杀人以获取器官和烧毁教堂，直到将数百万穆斯林少数族裔关押在集中营中。

　　从我十几岁想要理解这个世界的那一天起，我就了解到这个政党的邪恶和它的传染性。它在中国感染了那么多人，令大多数人充满恐惧，而其余的则变得残酷而冷血。

　　这种苦难驱使人们将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一个地面上的宏伟地狱。天安门广场惨案发生后，它迫使我逃往国外，然后在数十年的煎熬中为打败它的毒素而奋斗。

　　即使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也无法摆脱它的掌控。我的家庭是国家的敌人，在共产党眼中受到诅咒，因为祖父作为政治人物在前政权中任职“”罪行”而遭受残酷迫害。

　　我父亲被指控为间谍，然后被剥夺了教书的工作，被送到劳教所。我的出身于富裕家庭的母亲也遭受官方虐待，被迫（与我父亲一起）在建筑工地上工作了十年。

　　当我五岁的时候，父母把我和妹妹送到离家500英里远的乡下，与祖母住在一起，以逃避迫害。我们被其他的孩子欺负，因为我们是政治上的另类，然而当我们四年后回到北京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我的童年充满了虐待和歧视。因为拒绝低头接受自己身份的卑贱而受尽苦头。所受的伤害如此的厉害，以至于我很多次想到自杀。唯一阻止我实施的是，我知道这会给我的父母带来额外的痛苦。

　　然后，我决定为社会正义而反击这个党。我17岁那年，有一个短暂地闪烁自由的民主墙，在那儿，我兴奋地读到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抗议。我对中国发生改变抱有很大希望。但是我从来不信任共产党，因为我从内心深知共产党无法从内部治愈。

习近平主席加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控制，限制了亿万人民的自由，盛雪说

　　十年后，在我家附近的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抗议活动，我每天都前去参加。然后，在1989年6月4日凌晨，我看到士兵在党首的命令下射击自己的人民，包括两个就站在我附近的人。

　　我的丈夫看到一个惊恐的少女在街上奔跑，甚至没有意识到神圣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开枪向她射击。一颗子弹削开了她的头骨。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再也没有闭上。

　　两个月后，我离开了中国。到达加拿大的20天后，我参加了在（中共驻）多伦多领事馆外的第一次抗议活动。我放弃了研究新闻学的计划，并帮助组建了民主中国阵线。我以为在这个和平的西方国家里我将会安全和幸福。

　　我离开了中国——但它已经到达了这里。随着其商业、文化、传媒和意识形态不停地推进，中共继续着这种无情的步伐。

　　欺凌和恐吓立即就开始。这就是为什么1989年大屠杀后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停止了参与民主运动活动。在那些日子李，我哭了。他们以我是个妇女而欺辱我，尽管这还不算最坏，因为还没有互联网。

　　他们会寄给我从杂志上剪下来的下流照片，或者在男厕所写下我的名字及电话号码。然后，我们团体中的一些人会攻击我，指责我是间谍——一会儿说是中共的间谍，一会儿说是台湾湾的间谍。这太荒谬了。但与此同时，这令人非常痛苦。

　　自从2006年我去柏林参加一次会议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当时一个从丹麦过来的中国人，与人们交朋友并加入我们的组织。从此以后，他在网上写了数百篇关于我的侮辱性文章。

　　六年后，我当选为民阵主席，中共发动了全面进攻。关于我私生活的谣言四处蔓延，甚至造谣说我母亲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拉皮条。在线发布污秽的虚假图片。

　　社交媒体账户传播谎言。博客败坏我的声誉。我必须为无理取闹的法院索赔自我辩护。这场压力极大的运动很难抗衡，影响了我的健康。同时，我再也回不了家乡——我在1996年曾尝试过一次，但被送回来。并被警告说，如果我再次尝试，就将不会被放。

　　至少，我还有我的自由——不像居住在中国的14亿人那样，在那里习近平加强了党的控制。我的朋友，以及许多维权人士、新闻工作者和律师，都被关进监狱；有些被迫害致死。

　　像维吾尔和藏族等被压迫族群的状况比战争更糟，因为他们无法反击。他们没有武器对抗极权的全能国家机器及其大规模监视。

　　当听到我关于中国的警告时，人们常常认为我疯了。他们没有把视线移到那里，无法想像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中国国内，没有人能抗拒党的意愿或拒绝其要求。

　　同时，它已经在全球蔓延。商店中的商品已逐渐地都变成中国制造。英国提议让华为帮助构建其5G系统——但是为什么要让一个使用间谍软件的外国国家系统进入呢？我一直担心中共会做出毁灭文明世界的事。

　　它知道它无法凭借其政治制度、经济能力或军事力量与西方竞争。我们不知道这次大流行是故意的还是意外的。

　　我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开始的或将如何结束。我们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丧生，有多少家庭被毁，经济上将造成多少损失。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中国共产党并不在乎人民在死亡，不在乎人民生活的自由，不在乎人民的人权。

　　这个世界必须走在一起战胜这个来自武汉的瘟疫，但是，还必须团结一致，战胜另一个邪恶。在历史的这一刻，我们不仅要面对冠状病毒，而且还要面对更加致命的共产党病毒。

附：英文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