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的今天—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军投降。经历了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包括八年的全面抗战）之后，中华民族四万万同胞，在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以不屈的精神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70年后的今天，在安逸的和平生活中，已很少有人会去探究那段血火交织的岁月，回顾那场战争的血腥与残酷了。年青人中，大多不知道或不了解领导了抗战的民族英雄蒋介石，更没有多少人还会记得抗战中的“军人魂”—中正剑了。这并不奇怪，因为那段历史被扭曲了长达半个多世纪。

　　近年来，一些思绪常常浮上心头，或许是人岁数到了会开始怀旧。其实，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往事并不如烟，历史痕迹早已刻在了内心深处。年青时受父亲的影响，大学选修了文史专业，没想到，多年来为生活奔波却荒废了文字。当然这只是借口，下决心逼自己来写点什么，是因为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数百万国军将士英勇抗敌和流血牺牲的历史，在中国大陆被淡化、被扭曲甚至被恣意抹杀！也许，这才是促使我动笔的真正原因。

　　本文将从我父亲——一位参加了抗战的黄埔军人谈起，告诉读者一把“中正剑”的故事——它不光是我父亲一生荣誉的象征，它也是我青少年时一段难忘的记忆。写下来，是为了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而缅怀那段的历史，更为了恢复尘封已久的民族记忆，悼念在70年前那场悲壮的卫国战争中，为捍卫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而献身的将士们。因为历史不容忘记，忘记则意味着背叛！

一、抗战中的黄埔军魂——中正剑

　　许多人都看过一些描写抗日战争的电影，相信有一把国军军官的佩剑，会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著名的中正剑。中正剑又称为黄埔军魂剑，成仁剑，将军剑等等。在抗战中，中正剑是真正军人荣誉的象征。据父亲的回忆：在当时，一个军官如果能够获得一把蒋校长赐予的中正剑，则是一个极大的荣耀。这把在剑上刻有“军人魂”的短剑，曾伴随了我父亲三十多年。

　　我的父亲高飞，字安翔，原名叫高厚生，湖北汉川人。我父亲是家中的独子，由于祖父早逝，年幼时家境并不宽裕，祖母为了孩子的前程，变卖了田产才凑了三块大洋，送父亲去报考了武汉的《省立男子第一中学》。这是当年在湖北很有名的一所官办中学，也是许多学子向往的一所学校。没想到，父亲后来会弃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走上了一条从军之路。军校毕业后，他从排长开始，历任连长、营长、团长，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并与抗日名将吉星文等人，一起在中央军校高等教育班（第五期）受训。在八年抗战那个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参加了多次会战，与日军殊死搏斗，并在桂柳反攻战役中立功受奖，越级晋升，被授予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父亲担任了陆军大学少将教官，并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参谋直至退役。

　　父亲的一生，经历了多年的戎马生涯，军人痕迹早已深深刻在了他的生命中。父亲的性格刚烈，脾气暴躁，在我的印象中，即使是在家里，他也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父亲对我们来说是威严的，他对子女的慈爱往往隐藏在言传身教中。与哥哥姐姐不同，由于我最小，加上小时候体质文弱，性格内向，父亲因此对我网开一面，经常会把我带在身边，有时和我谈起一些往事，潜移默化地让我了解他的过去，我也因此体会了在父亲身上，那种军人对子女独特的情感和关爱。

　　作为一名黄埔军人，父亲一生中最敬重的人就是蒋中正校长。在我的记忆中，他只要一谈起那段历史，就言必称校长教诲，其念兹在兹的，就是黄埔精神。他一生中视为最高荣誉的，就是由校长亲自颁发的中正剑。他心中最引以自豪的是，在抗战中为保家卫国与日军的浴血奋战。特别是在1945年战略反攻的桂柳战役中，在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的指挥下，时任军官教导团中校团长的父亲（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率部英勇作战的往事。（此役共击毙日军4000余人，伤5000多人，是日本投降之前的最后一次战役，因此成为中国军队赢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标识。）

　　我1952年出生在上海，哥哥和姐姐都出生在战争年代。在当年血腥残酷的战乱中，他们从小就体验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武汉会战时，父亲在前方打仗，母亲抱着大哥千里逃难去重庆。路途中，随时会遭遇日本人的轰炸，一路上尸体随处可见，许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留下了那些哭泣哀嚎的孩子。在那时，没有人知道自己是否明天还会活着，国军将士们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在前线奋战，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挣扎，从华北、华东到华南，全国都是逃难的百姓…… 在这场战争中，三千多万国人死于非命，三百多万国军将士为国捐躯。这段悲惨的历史，对于我父母这一代人来说是刻骨铭心的，这也是我父亲在战后毅然退役，追随黄雍将军（黄埔一期）创办“上海中正学校”的原因。目的无他，只是为了抚育和培养那些殉国将士的遗孤。

　　出生于和平年代的我，是无法理解战争之残酷的。父亲一直在学校里任教，如果不是家中有一把父亲珍藏的“中正剑”，我甚至难以想像父亲曾经是一名驰骋疆场的军人。这把军官佩剑是父亲的钟爱，儿时的我，并不了解它的真正含义，更不清楚它对于我父亲来说，是一个军人最高荣誉的象征。它伴随父亲经历了那个血与火的年代，激励了他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也早已去世，而我却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把象征着“黄埔军魂”的中正剑，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曾激励了多少抗日将士与侵略者浴血奋战的决心和勇气。因此，它的故事绝不应该被埋没，尽管在半个多世纪荒谬的历史说教中，它已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

　　由于父亲不同寻常的经历，他一直是中共历次政治整肃中的“老运动员”（文革后才落实政策，去上海师大文史馆当研究员）。文革中，许多外调人员曾光顾我家。父亲除了接受无休止的政治批判之外，还必须写一些各种各样的“交代材料”以应付调查。而我也慢慢长大了，由于从小就一直跟在父亲身边，父亲也许是有意识的想让我了解他的经历，因此让我帮忙来誊写这些“交代材料”。这是我真正了解父亲的开始，这也是我对人文历史产生兴趣的起点。这段难忘的记忆影响了我的一生，因为它不光打开了历史的一扇门，它也奠定了我的人生观。而父亲的经历与跟随了他多年的这把“中正剑”是分不开的，说起这把剑的由来，还必须从它在战争年代中所代表的意义谈起：

　　没有上过战场的人也许并不觉得战争的恐怖，只有真正的军人才懂得战争的含义。全面抗战持续了八年，大小战役上千次，对于一个战场上的军人来说，每时每刻都在生与死之间徘徊，一场战斗如能够活下来，就是一次生命的再生。而战争是一种极为可怕的状态，军人们在战争中度日如年，随时都可能死去，如果没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一支军队是无法打仗的。父亲曾谈起过战场上的情形：“……敌人射来的子弹暴雨般的在我们面前倾泻，蝗虫般的在我们身边乱跳，随时都会有一些士兵倒在堑壕边牺性。每分钟内，我们都承受着上百次中弹的危险！”

　　是的，这就是战争！它把人生的经历如此紧张而剧烈地压缩在一起：胜利与失败、希望与失望、亢奋与悲恸，瞬间的生与死…… 这种体验，有人也许活了几十年，却从来未曾经历过，而战争中的几天、甚至是几小时、几分钟之内，士兵们便将这种灵与肉的挣扎，生与死的考验，全部都体味了！当年，中国军人面对实力悬殊的日军进攻，是用血与肉堆积起来的顽强抵抗，极为惨烈悲壮，没有必死的信念是无法作战的。之所以中国军人能视死如归，是象征着“黄埔军魂”的中正剑所代表的信念，它真正的内涵是：不成功，便成仁！这就是当年这些国军将士们，拼死作战的勇气和精神意志的来源。

二、影响了父亲终生的黄埔精神

广州黄埔军校校址。黄埔军校格言：“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升官发财请走他路。”

　　黄埔军校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一手创立的，他为了实现毕生的追求——完成共和革命的理想，认为必须建立起一支革命的军队。为此他呕心沥血，不仅创立了黄埔军校，还亲自为军校制定了办校宗旨和校训，并提出和倡导“团结”、“牺牲”、“奋斗”等革命精神，为黄埔精神的产生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孙中山先生亲自撰写的“总理训词”，是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宣读的：“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勇矢勤，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这个训词，就是后来成为中华民国国歌的歌词。

　　黄埔军校自1924年建校以后，很快培养了一批卓越的黄埔军人，并且在随后的革命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完成总理遗嘱，实现国民革命的共和理想，在蒋中正校长的领导下，以黄埔军校生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迅速扫平在广东割据的军阀势力，建立了北伐基地，并且在短短的两年内就北伐成功，完成了中国的统一。

　　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认为：北伐之成功，并非国民革命军在武器装备或者兵员数量上优于北洋军，北伐之所以能够成功，在于黄埔军人的精神力量远远强于北洋军阀的雇佣军。

　　蒋中正之所以能够成为军队的领袖，是他认为：任何一支军队，若想在战争中生存下来，并且取得最后的胜利，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精神力量。在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中，这个精神力量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黄埔精神——这是一种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为了人民的安居乐业，不惜牺牲自己的一种献身精神。

　　蒋中正曾指出：所谓黄埔的精神，就是“牺牲的精神”、“团结的精神”、“负责的精神”。简言之，即“牺牲、团结、负责”。作为黄埔军校校长，他还要求：每一位黄埔军人，都必须砥励“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的志节。因为黄埔军校本身就是在艰难困苦中发展起来的！

　　父亲当年报考的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军校建在原两湖书院的遗址上。两湖书院为张之洞1890年创办，旧址在原湖北医院住院部、今武汉音乐学院、武昌实验小学一带。当时两湖书院是军校的本部，六期的男生和五期的政治科都住在这里。五期工兵、炮兵科分驻大东门外华中师大旧址和平湖门外旧骑兵营，女生队驻在与书院一墙之隔的旧两湖中学。书院内原有一个内湖，环境清幽，上世纪80年代还存在，现已被填得面目全非，原军校的建筑只剩下位于武昌实验小学内的几幢办公楼了。

　　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建于1927年北伐之后。不久，因为国共分裂（有相当数量的军校师生参加了中共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分校曾一度停办。1929年复校，正式命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沿用黄埔学期，1932年开始并入南京主校。1936年1月武汉分校再次复校，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迁往湖南省武冈，改为中央军校第二分校。1936年出版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史稿》称：“武汉分校规模之宏大不亚于黄埔主校，有男女学生及入伍生6000余人，实为中国腹部武装革命势力之大本营。”

　　父亲入校时的武汉分校，条件十分艰苦，教学器材简陋，武器弹药很少，只有一些苏联援助的步枪和老式的“汉阳造”，机枪很少，火炮更少。当时国民政府正处于一个艰难时期，内有中共和地方军阀的割据叛乱，外有日本步步紧逼的侵华压力，而当时国内军工发展落后，制造武器的能力十分有限，与早已工业化的日本，根本不是一个水平线上的对手。国民政府为了准备全面抗战，面临军费开支的极大压力，军校生也不例外，每日粗茶淡饭，有时连师生一天三餐的伙食费都没有保障。学生的服装只是一套灰布军服，没有鞋子，也没有袜子，只能赤足穿草鞋，非常寒酸。学生们住的房子也很简陋，但每天的军事训练却十分严格。即使是如此艰苦的条件，当年这些不满20岁的年青人，却抱着强烈的爱国激情投身军校，并毅然决然地从这里开始，走上了腥风血雨的战场。

　　因为黄埔学生有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是有信念的一代中国青年。记得父亲曾说过：“一个人最可怕的敌人是没有人生的信念，没有信念的人，就如同没有灵魂，他的生命是无意义的！”在父亲的人生经历中，我理解了什么是黄埔精神。对于他们这一代人来说，人生重要的决不是生存环境，而是持有什么样的信念。 由于有着复兴国家，挽救民族，不惜牺牲自己的信念，黄埔生与其他的中国军人相比，在精神面貌上就有了明显的区别！他们更有着一股特殊的锐气和英气！

　　黄埔军校的历届学员，毕业时都要宣誓。宣读的誓词也就是黄埔精神最好的概括。誓词全文为：“不爱钱，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达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

　　这种黄埔军人的精神，往往跟随了他们一辈子。除了在我父亲身上能感受到的之外，我也看过《凤凰大视野》拍摄的一些回顾历史的专辑，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人们不难发现，在这些黄埔军人抗日老兵的身上，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明显不同于其他普通老人的军人气质。

　　诸如像郝柏村将军这种年过90的老人，在面对公众接受采访时，几个小时之间，他的坐姿始终端正，腰板笔直。而其他那些风烛残年的老黄埔军官，有的甚至已经中风过，但他们走路的时候，仍然昂头挺胸。有一个镜头使我很受感动，已95岁高龄的郝柏村，在大陆重游抗日战场故地，去山西忻口战役纪念馆参观时，在看到郝梦龄将军纪念塑像时，本来已经行动缓慢，需要人搀扶的郝先生，突然本能的两脚并拢，腰板用力挺直，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们的这些表现，是一个军人精神意志的本能反应，而这些习惯，却是他们在青年时期的黄埔军校中养成的。

　　黄埔军校的生涯，在父亲的一生中留下了深刻地痕迹。对他影响最大的除了校长蒋中正外，还有一些师长也令他终生难忘。如著名的军事教育家蒋百里先生（1938年起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武汉分校的教育长钱大均先生（陆军上将），陈诚先生（黄埔一期，陆军上将，庐山军官训练团团长），学长中的国军名将胡琏将军（黄埔四期，陆军上将），黄雍将军（黄埔一期，陆军中将）等人。当然，由于黄埔军校建于当年国共合作的背景，因此也出了很多中共名将，如林彪、徐向前、叶剑英、陈毅、罗瑞卿、许光达等人。

三、庐山军官团受训，父亲获赠中正剑

往事如烟，遗址依在，庐山峡谷幽深，青松翠柏，薄雾缭绕，凝重中，静悄悄地述说着那尘封已久的历史真相…… 上图是当年庐山训练团设立时的旧址海会寺，寺前约两百公尺处，还专门建造了一座木牌坊，做为军训团的大门，高悬蒋委员长手书的“军人魂”三个大字。

　　在中国官方教科书上，作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领袖的蒋介石先生，一直是以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形象出现的。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到了国人拨乱反正，秉持民族大义，还原抗战历史，还国民政府，还蒋介石先生与抗战国军将士一个公道的时候了！

　　历史的真相是：北伐成功之后，国共分裂，蒋介石开始清党。1927年，中共先后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和“广州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均未成功，但拉开了中共武装叛乱的序幕。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同年中共在江西也公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企图颠覆国民政府。于是蒋委员长只能再次开始剿共，到了1934年，红军在国军的围剿下被迫长征，全国六大苏区中的五个都已被摧毁，在一般人看来，红军的覆灭已只是时间问题了。

　　显而易见，如果当时中国不是面临着日本侵华的巨大威胁，以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是完全有能力消灭中共的武装割据的。“918”之后东三省沦陷，面对日军在华北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蒋介石认为与日军的决战已迫在眉睫。鉴于双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异（中国军队远远落后于日军），蒋介石因此下决心从军队的整训开始，对中国军人进行思想上的重新塑造。庐山军官训练团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设立的。自1933年7月始—至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包括我父亲在内，来自各作战部队，先后共有一万多名国军团级以下的军官在庐山受训。

　　蒋介石认为：“军官团训练其唯一的目的，是要先寻着我们军人的灵魂，再来挽回我们整个国家的灵魂！” 著名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一文，就是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开办时的讲话。他在这次演讲中说道：“敌人的情形，就军事上来看，可以说无论那一方面，都准备齐全了；回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如何？我们抵抗敌人的条件，有没有完备呢？我们自己可以很简单很沉痛的答复一句话：一点也没有。不仅是在物质上和实力上没有具备，就是在我们思想上、精神上也都没有统一！我们要知道，革命军队和反革命军队来作战，我们要战胜敌人，不在武器，不在物质，而在我们的精神！”

　　长期以来，中共的御用史学家一直在攻击蒋介石，说他建立庐山军官训练团的目的是为了剿共。其实，当时的蒋早已不把红军当做对手，他在庐山的整篇演讲中根本就没有提到红军，而始终是在谈如何同日寇决战。由于中共的封杀，蒋介石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这篇文章，在大陆是很难看到的，但在资讯发达的今天，中共继续靠撒谎来扭曲历史并不容易，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做到。

　　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团的成果是满意的，他说：“训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周，对军事上帮助不大，但对军官们精神上的帮助很大。他们进团之前和进团之后的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

　　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团长由陈诚担任（同时兼任教育长），他认为：既然军官训练团是培养黄埔精神，那么按照西方和日本的一贯做法，军官必须有一个象征性的饰物，由军队最高领袖亲自授予这些军官，这是凝聚精神力的最好辅助品，可以时时刻刻的提醒他们。

　　当时日本军官是佩戴武士刀，欧洲军官大多配备仪仗刀剑，比如纳粹德国的“帝国之鹰”短剑，于是陈诚建议，是否也效仿他们搞一件装饰性的武器。蒋介石仔细思索之后，决定还是使用黄埔军校生毕业时候授予的中正剑。

　　庐山训练团在学员毕业之际，颁发中正剑（又称为“军人魂”短剑，剑上刻有“成功、成仁”字样）。中正剑是标准的中国剑式样，《陆军服制条例》对“军人魂”短剑的规格，是有明确规定的：

　　中正剑全长三十九公分，剑柄长十一公分二公厘，护手厚三公厘，鞘长二十七公分五公厘，剑柄宽三公分，鞘口宽三公分，尾宽二公分二公厘；剑柄用玳瑁制，柄之两面 中央及顶上均包铜镀金上镌梅花纹，玳瑁部分箍以斜形金线，护手亦铜制镀金不镌花纹，鞘身为魄镀镍但鞘口及鞘尾均包铜平镌花纹，鞘口包铜长三公分二公厘，鞘尾包铜长六公分，剑刃长二十六公分，剑柄与剑鞘相连接处置弹簧开关，剑柄上铸有“校长蒋中正赠”字样。

　　为什么选中短剑作为国军的装饰配剑呢，除了受当时西方和日本的影响以外，蒋介石和陈诚都认为短剑最符合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自古以来有：宝剑赐予英雄的传统，剑在中国的古代文化中，代表着武林道统的传承，是一种尚武精神的象征。

　　在庐山训练团学员毕业的时候，校长蒋中正都会亲自参加，陈诚等人则亲手将短剑授予军官们。中正剑韧上刻着“军人魂”三个字和“成功、成仁”字样，但没有人名，学员需要自己去刻上名字。

　　陈诚在授予中正剑的仪式上说：这把剑是激励大家为主义奋斗用的，在与敌人肉博到最后的时候，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志士。因为当时在训练团中，有一个三句话的口号：叫做“受伤不退”、“被俘不屈”、“受命不辱”，后来蒋中正又亲自加上了一句，叫做“临难不苟”，这即是中正剑“不成功，便成仁”内涵的来源。但中正剑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并不能理解为用于自裁的武器。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在卢沟桥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十天之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即“庐山宣言”。号召全国军民：“地无分东西南北，年不分男女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 、“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

　　在蒋委员长发表了“庐山宣言”之后，我父亲和军官训练团的学员们，怀着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立即奔赴了前线，开始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与侵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八年全面抗战的22次大型会战中（包括上千次各种战役），共有320多万国军将士牺牲在正面战场上，其中包括了200多位将官。国军以巨大地牺牲，终于赢得了抗战的最后胜利！这就是历史真相，它绝不是中共可以抹杀、可以掩盖的！蒋中正领导下的国军将士，才是八年抗战中真正的“中流砥柱”！

四、中正剑的尾声

　　抗战胜利后，国军军官制服开始美式化，武装带被废除，老式的中正剑已没有了佩戴的地方。自1945年黄埔第十九期之后，中正剑开始停发。这一“黄埔军魂”的象征走入了历史。而父亲珍藏了30多年的这把剑，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曾一直伴随着他驰骋疆场。这把剑，也曾是我儿时最好奇、最喜欢的一把“武器”。没想到在战争已经远去，人们已开始遗忘战火的和平年代，这把象征着父亲毕生荣誉的中正剑，却在那场“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永远地沉入了苏州河底……

2015/8/18完稿于墨尔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