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儿童自杀事件，引起国人心痛，很多c之士为事件找原因，撒泪水，所谓知识分子，要有情怀担当，所以针砭时政，坚持批判，自然是没有错的。但是，我知道，再大的灾难，再深刻的批判，都无法引起什么改变，说不定过不了多久，又会有新的灾难发生。周云蓬有一首歌，叫《中国孩子》，每一句歌词背后都有一个惨无人道的故事，而所有的故事都指向我们责怪民族对孩子的杀戮。

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

1994年12月8号，新疆克拉玛依市中心的友谊馆在举办欢迎上级领导的专场学生文艺演出时，由于舞台照明灯离纱幕太近，引起火灾，造成323人死亡。当时全国媒体都有报导，大多谴责消防措施不够，事发后抢救不得力等。据英国的《星期天泰晤士报》引述陈耀文的文章说，幸存者告诉他们，火灾发生后，听到主持演出的一位市教委的官员大喊一声：“学生坐着别动，让领导先走！”这样坐在最前面、离火源最近的官员们都逃脱了，只有几个人受点伤。等官员们走完后，大火引起的毒气使得很多学生和老师窒息而死。

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

2005年6月10日，一场无情的洪水张开血盆大口吞噬了黑龙江省宁安市沙兰镇117条生命，沙兰镇中心小学百余条如花的生命凋零，整个沙兰陷入了无边的悲痛，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动容。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今年6月21日，成都青白江警方在辖区九千小区一住宅内发现一死亡多日的幼女，尸体已经开始腐烂。随后的调查结果令人意想不到--孩子的母亲、有多年吸毒史的李桂芳早在6月4日就因偷窃被金堂警方抓获并被送去强制戒毒，其间李桂芳曾告诉办案民警黄小兵、王新等人家中还留有幼女。然而涉案民警只是通过电话与李家亲属进行联系，在电话无人接听后虽向青白江团结村派出所转告了此事，但却未按法律规定给李桂芳的家属、所在单位和户籍所在地公安派出所送达《强制戒毒通知书》。而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的二姐家不过100米，却没人上门通知此事，结果造成小女孩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事后的法医鉴定表明，幼女之死排除了暴力和中毒因素，是饥渴交加而死。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河南的上蔡艾滋村，20世纪90年代初，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血头”、“血霸”私自设点，非法偷采血浆；一些地方政府和血液制品企业擅自在河南设立单采血浆站点，违规操作，大量采集、收购原料血浆，造成艾滋病病毒在有偿献血人群中传播。其中最严重的文楼村，全村70%的人家里有艾滋病人或艾滋病毒携带者。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山西黑煤窑。这个比较易懂。

当然，还有更多的灾难，比如幼儿园杀童案，比如“小悦悦事件”，比如儿童在垃圾桶被冻死事件等等。

每一场灾难都像是一场彩排好的话剧，灾难发生——新闻报道——舆论谴责&网友抒情——谴责政府——不了了之。

我常常怀疑，从经验中是否能够吸取教训，以史为鉴是否能够促进人类文明，我们这个民族，从历史上来看，对人惨无人道，将儿童更不算做是人，我小时候，有一个小伙伴去世，他们父母就没有埋葬她，而是不知道埋在了哪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想想真是毛骨悚然，孩子死了，然后像是死了阿猫阿狗一样埋了就了结了。

对于毕节的事，我懒得谴责罗马了，谴责罗马意味着我还不够绝望，意味着我对凯撒仍然抱有希望，我在告诉自己：如果凯撒不改变，我就无能无力，我就不得不永远这么生活下去。我不能让凯撒绑架了我。

我想到的是转型，是抛开罗马凯撒，具体到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生命的转型。一方面，我们要催逼罗马凯撒转型，但是，个人的转型更加紧要迫切，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在埃及，也要敬拜上帝，不能坐等君王赐自由，每个人都要出埃及，每个人都是摩西。

我们要从懦弱恐惧的人，转型成为刚强壮胆的人，从权衡利弊的人，转型为坚守是非的人，从物质功利的人，转型为坚守信仰的人，从惧怕贫穷的人，转型为满有喜乐的人，从重视面子的人，转型为重视感情的人，从冷漠自私的人，转型为开放热诚的人，从追求快乐的人，转型为追求价值的人，从浑浑噩噩的人，转型为担当使命的人，从吃好喝好的人，转型成寻求意义的人，从只关心自家，转型为关爱邻舍的人，从唯物主义者，转型为非唯物主义主义者，从无神论，转型为有神论，从人定胜天，转型为敬拜上帝……

转型，是一种认罪，认罪是属罪人的事情，罪人若是不认罪，就会觉得一切都还有希望，城头换做大王旗，他不行，就换一拨人试试。转型，也是一种悔改，悔改是属灵魂的事情，灵魂若是不悔改，人们就坚定不移的相信，时间可以解决一切，就会潜意识里认为苦难只是暂时的。

抱歉，读者朋友们，我知道毕节儿童自杀事件让人痛心疾首，我知道批判罗马是我们此时此刻的心理需求，但我想说，我们遭遇过更大的灾难，我们有过更深刻的批判，我们不能再这么重复下去了，每个人都转型吧，每个人的转型都是悔改认罪，罗马帝国最终将因此放下屠刀，敬拜上帝。

文末，我想再次申明我的观点，以避免democracy人士的误解：我们要催逼罗马转型，这一点毋庸置疑，更紧要的是，每个人都要立刻马上转型，因为我们到了应该绝望的时候了。

如果你还不够绝望，还把焦点放在罗马凯撒身上，给你看一篇文章，希望你能够彻底绝望。

定西孤儿院历史记忆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家杨显惠采访到甘肃定西的一个老人，这位1960年春天参加过抢救人命的干部告诉他一个惨绝人寰的“人相食”的故事。还有一个当年的孤儿也告诉过杨显惠人吃人的故事。
这样的细节，后来都被杨显惠写进了有关大饥荒时期的纪实小说《定西孤儿院纪事》。

从2004年初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系列相继在《上海文艺》上发表。

一个读者给编辑打电话反复问：“小说里写的吃人都是真的吗？”于是这位编辑给杨显惠打电话，说自己看到这些文字，也脊背发冷，他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些故事是真的吗？”

杨显惠回答：“‘吃人’的事绝对真实，这种可怕的事情是不能虚构的。”

他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知青的杨显惠就在闲谈中零零星星听说，甘肃十一师四团——位于玉门镇的饮马农场——那儿有一个从甘肃定西专区来的孤儿们组成的连队。他一下子就记住了“定西孤儿”——1990年，杨显惠重返河西走廊，在饮马农场深入生活挂职任副场长，利用这个机会弄清了一个问题：灾难的3年过去，定西专区紧急成立了一个专区儿童福利院，接纳过六七百名孤儿。同期，定西专区的各县、镇，重灾区的各人民公社都成立了儿童福利院或幼儿园，共接纳孤儿超过5000人。这个时候，写“孤儿院”的想法从他心底冒了出来。

2003年，他找到了当年定西孤儿院的一个孤儿为自己带路，从定西到通渭，再到会宁、靖远(1958年亦属定西专区)和临洮，花了7个多月时间走遍了整个定西地区，采访了150多位孤儿。

在通渭地区的村子里，一位老人给杨显惠讲，他那时候(1959年)还是个孩子。他家邻居有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头一天他去邻居家，看见那个小女孩在院后的菜园里拔韭菜，过一天再去，女孩不见了，毛角子(小女孩的头发用头绳扎成两个小刷子)在水缸上搭着。
于是，杨显惠在《黑石头》一文中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扣儿娘把扣儿煮着吃了，“一推开门，扣儿娘正烧火哩……他刚进灶房就闻到一股怪味道，那味道是灶上的锅里冒出来的……他突然看见扣儿的毛辫子搭在水缸盖上……他立即吓出了一身冷汗，腿都软了。扣儿娘扭过脸问他：你站着咋哩？他看见扣儿娘被灶火照得红赤赤的眼睛……”

一个孤儿还记得，1959 年春天，大炼钢铁失败了，他大(爸爸)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当时家里还在地下埋着两缸苞谷(玉米)，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大和娘 1958 年春天埋下的。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大和娘交了一部分留了一部分，大和娘不懂共产主义，只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可是搜粮队拿着铁棍把院子、猪圈、厨房和住所都捣遍了，浆水缸都用铁棍搅着看了。

娘去世了，大回来了，还是不敢吃那苞谷。大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家里人都快饿死了，大半夜里煮了两次，第三次就叫队上的积极分子发现了，大被批斗得鼻青脸肿，眼睛肿得像桃子，走路一瘸一拐。大坦白了，队长带人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小妹妹快饿死了，瘦成了一张皮。“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那么一直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一口，不给也不出声。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食堂给清汤汤喝，出门要饭也不敢白天走。上头不叫要馍馍去，说要馍馍影响不好，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哩。食堂关门以后，孤儿郑成义记得，村里饿死的人多得很，尤其是小娃娃，死了还不埋，用麦草、胡麻草裹一下撇在山沟里，狼吃狗啃。这是一种习俗，没成年的娃娃是不能下葬的——不能入土为安。

另一个孤儿记得搜粮队把人腿打断，大冬天把别人家炕打塌。爷爷饿死了，家里人都没有力气埋，找人也找不上，村口的路上东一个西一个撇着没埋掉的死人，有大人，有娃娃，人都走不过去。死去的爷爷就在炕上放了3个月，“脸皮都干干的，胳膊腿也干干的了，肉皮就像牛皮纸贴在木头棍子上，爷爷变得轻轻的了，翻过身后背上的骨头就扎出来了，原来爷爷的后背腐烂了。”

和姐姐一起要饭的孩子，在腊月二十几的夜里，快要冻死的路上，碰上一个羊圈，放羊人咋说就是不让他们呆：“我答应你们两个在这达过夜，你们给我啥好处哩？”姐姐哀求着：“干大，你可怜一下我和我兄弟，我兄弟一出门就得冻死，就得叫狼吃了……”

放羊人说：“是你不可怜你兄弟！领上你兄弟走，滚出去！”

年纪还小的弟弟问姐姐：“他要做啥呢，咋这么凶？”

姐姐光是哭，终于对弟弟说：“睡吧，你先睡。姐等会就睡……”

放羊人这才笑了，说：“这就对了。把你个要馍馍的，还高贵得很！你当你是啥人？皇亲国戚？青枝枝绿叶叶？”

在《走进孤儿院》里，栓栓和奶奶在野地里挖冻洋芋，奶奶去尿尿，公社的书记带着人突然走了过来。饿软了的人体质虚弱，尿憋了就得尿，憋不住，奶奶尿完了才站起来，书记已经走到了跟前：“哎，你真是无法无天了！”说着话就往奶奶身上踢了一脚，“你知道我是做啥的吗？我是党委书记！你胆敢在我脸前尿尿，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你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打死了我负责！”

杨显惠采访的一位老人，当年和老婆一起在公社的劳改队里劳动改造。因为老婆憋不住尿，她对负责人说：“我要尿尿。”负责人说：“你尿什么呀尿？是想偷懒了吧！”她说：“我真的要尿！”负责人说：“那你就在这里尿！”老婆在田埂上尿了。不凑巧，公社书记就在附近，书记拿起田埂上的镢头，把她一顿毒打，理由是她“在书记面前尿尿了”，“不给书记面子”。有一下正好打在老婆太阳穴上，当时就死了。过去了40多年，老人给杨显惠讲起来还是老泪纵横：“我女人，一声没出就死了，一个人就没有了。”
杨显惠少年时代学过绘画，他一直记得，俄国画家苏里科夫画了相当于一个小城镇人口的素描，才创作了《给沙皇写信》一画中的哥萨克群像，所以那幅画惊心动魄——因此，杨显惠访问了100多个右派，写了一部《夹边沟记事》；访问了150名孤儿，写了一部《定西孤儿院记事》。他为自己作品的真实做了这样的解释：“我的作品是用诚实的态度讲述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但‘真实的故事’是除了个别的故事写真人真事之外，十之八九都是虚构；这十之八九又都隐约晃动着真人真事的影子，虚构的故事全都使用了真实的细节。”

锥心的黑眼睛

开始《定西孤儿院纪事》一书的写作一个月之后，杨显惠不得不停下来，他的心脏痛得厉害，不得不住院治疗。在医院里待了7天，他又回到家里开始写作。那段时间，他“整天以泪洗面”，“根本不敢相信人世间还有这样的事情”。

杨显惠说，自己是个笨人，不会打字，收集来的素材都写在本子上，交给女儿打，女儿打累了，妻子再帮着打。经常的，女儿流着眼泪打不下去，妻子接过来，也流着眼泪打不下去。

女儿说，我最忘不了《黑眼睛》，一想起来就忍不住想哭。

黑眼睛是3岁的孤儿秀秀到死也没合上的黑眼睛。

当时各地送来的孤儿把孤儿院挤得满满的，拉痢疾的，换肚子的……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两三个月。进了孤儿院的男娃娃女娃娃都要剃头，他们原来的头发里长满了虱子。他们的步态就像刚学步的婴儿，有的又像是残疾人一样，走路时一颠一颠的，就要跌倒的样子。他们有的浮肿，头就像南瓜一样大，身体像水缸一样粗，有的瘦得像树枝枝，新棉衣穿在身上空荡荡的。有的娃娃脖子细得撑不住头，头歪在肩膀上，垂在膝盖上，坐着坐着就躺倒了。晒太阳的时候，东倒西歪，乍一看，就像一堆破布。他们的骨头没有支撑头颅和身体的力气了。

虽然在孤儿院能吃上面粉了，可是孤儿们是吃过野菜野草的，心里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是饿得心慌。娃娃们一天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只要是能塞进嘴里的东西，抓起来就吃，垃圾堆上的菜根根，路上的西瓜皮、桃核，大娃娃则去偷粮店的苞谷面和红薯干。
最头痛的还是换肚子

这些娃娃在家里没了父母，没吃的，成天在麦场拾麦颗颗，吃草籽，吃荞皮，吃葛蓬。榆树皮磨成面煮汤是他们最好的吃食了。他们的肠胃已经习惯了吃草，进了儿童福利院，吃白面馍，吃豌豆面的散饭和搀了洋芋块块的禾田面的汤面条，很多孩子的肠胃反倒不适应了，拉痢疾，呕吐，头上长疮，人软得站不起来。娃娃们和福利院的老师以及保育员把这种现象叫“换肚子”。

3岁的小姑娘秀秀当时就在换肚子，腿软得站不起来，在台阶上坐着，看见几个恢复健康的小姑娘跳房子玩，她不甘寂寞，就从台阶上爬下来，往人多的地方爬。

这娃娃除了一双大眼睛扑棱扑棱地动，身上已经没一点精神了，静静地躺着，脸白得像一张纸，头皮光溜溜的泛着青光。秀秀的脸上有一道伤疤，从鼻梁到左脸。她告诉保育员上官芳，这是二妈砍的。为了抢妈妈留下的炒扁豆，秀秀的二妈提着一把切刀(菜刀)要扁豆，秀秀不给，二妈砍了一刀。

福利院开办以后还是经常死人。有些孩子虽然什么病也没有，但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太虚弱了，一天吃6顿饭，吃宝贵的点心，吃奶粉，死亡的结局也不能逆转。得了痢疾的孩子有时候一天就死几个。

秀秀又拉血又拉脓，她的肚子一定很疼，但她一声也不吭，总是睁着一双大大的黑黑的眼睛默默忍受着痛苦。

最后一个夜晚，3岁的秀秀用枯瘦的小手抓住保育员上官芳的一个手指头，说：我大我娘(都已经饿死)从床头出来了，他们看我来了，我存下的馍馍还有五六个，你给我娘给给。

第二天下午上官芳再来医院，护士说秀秀没了，临死难受得眼睛睁得圆圆的，死了还睁得圆圆的，眼皮没合上。上官芳说，你把太平间的门开一下，我要看一下秀儿去。护士坚决地拒绝了：你不要看！你不要看！

不行，我要看，我一定要看一下去！上官芳哭开了，那护士很坚决地说：你不能看，真的不能看！那娃娃眼睛闭不上，我看了都受不了，不能叫你看。

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曾国藩的日记里，有一页记的是太平天国战争时，安徽一带的人肉价格表。人肉被摆到市面上公开按斤出售，一开始是80文，后来是120文。清人记载：“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

新旧五代史上也曾记载：“人相食，析骨而焚；易子而食。”

战争往往是大灾荒、大瘟疫的根源。饥饿可以使人疯狂，可以使人兽性大发。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随之而来的 1960年的饥饿，在很多人的记忆中已经是一个模糊的幻影——这是一段并不遥远的历史，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没有战乱和大旱大涝的年代，竟然发生过这样的灾难。

1998年，曾经亲身经历了1943年印度孟加拉大饥荒的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次年9月他出版了《以自由看待发展》，这位被誉为“经济学的良心”、“穷人的经济学家”的学者在书中分析了政治自由与防止饥荒的关系和规律。

在饥荒分析领域，他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大饥荒不会饿死人，只有人祸才会饿死人。”——传统观点认为饥荒最重要的解释就是食物短缺，而且有时候是惟一的解释。阿马蒂亚·森在研究了近现代史上孟加拉国、爱尔兰、中国、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发生的饥荒后得出的结论是：“毫不奇怪，饥荒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在有效运行的民主体制中”，“农作物的歉收的发生并非独立于公共政策，即使农作物歉收了，饥荒也可以通过认真的再分配政策来抵御”。

1958到1960年，甘肃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和河东的定西地区是重灾区。在杨显惠仔细读过的《通渭县志》(1990年版)第三编中有这样的记录：“1959年冬，饥荒更为严重，一些地方出现人相食现象，人口大量外流、死亡。”通渭县是一个28万人口的中等县，3年大跃进过去，仅剩18万人口——7万人死亡，3万人外流。80年代修志时，编撰者把这次惨烈的饥荒单列一章撰述，因为省地方志委员会的干预，他们不得已将这一章取消，而将其内容散布于各章之中，同时使用了“人相食”这样不那么刺激的语言。《通渭县志》的编撰者们认为，县志若不能反映那次灾荒的惨烈，他们就无颜面对全县的父老乡亲。

这样的编撰者更激起杨显惠写作的勇气。

《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饥饿的绝境”，在这绝境中，他又写到两位特殊的母亲。

1959年，孤儿殷占岭的娘把他14岁的二姐叫到一个窟泉跟前去，说窟泉底下有藁柴哩，我把你吊下去你把那些柴挖上来。二姐下去了，娘再没往上拉她，二姐就饿死在窟泉里了。

娘为啥把二姐哄到窟泉里去呢？二姐饿得皮包骨头，走路都摇摇摆摆的，有一天二姐饿得受不了啦，钻进糜子地里摘糜子吃，叫队长看见了，队长就叫食堂把三口人的饭停掉了，不给汤了。队长还跟娘说，你把那个丫头要管一下哩！三四天过去了，队上还是不给打汤，眼看着一家人都要饿死，娘就把二姐丢进窟泉去了，“没办法，我娘搞到一口吃的要先顾我呀，我是二娃子呀，千方百计要把我的命保下，要我顶门哩 ……可是队长又把这事反映到大队去了，说我娘把我二姐推到沟里绊死了，我娘被抓起来游斗，判了二十年，我娘为我把监狱蹲下了……1971年，我娘提前释放了。她手里还拿着两个在火车上买的面包，没舍得吃，给我拿来了。”

母亲去世后，朋友说，有条件去城里头生活，这个山沟里有啥蹲头！殷占岭说，我的老娘埋在这达了，我想守着我的老娘纪念我的老娘哩。

也是1959年，孤儿土宝宝的大妹子饿死了。有一天，娘和小妹子突然不见了，他问村里的人，才知道娘改嫁了，嫁的人就在村上，能吃上饭。村里的人看他可怜，东家给一口汤，西家给一口汤，再就是在麦场上抖麦草，拾粮食颗颗，把草垛垛翻遍了，有时一天能抖出一二两，有时一颗粮食也抖不出来。有一次，草垛塌了，把两个娃娃压死了，也没人来找，没人来救一下……后来才进了孤儿院。14岁从孤儿院回来，土宝宝想起自己受的苦，一直没有认娘。直到要娶媳妇了，他进了娘的家，叫了一声娘，说我看你来了。娘正在喂猪，看见土宝宝，听见孩子喊他，啪嗒一声，手里的猪食盆掉在地上，哇的一声哭了，双手蒙住了脸，放声大哭，哭得站不起来。

土宝宝也有了孩子，这已是1980年。土宝宝问娘：家里咋个相？娘说，好了，吃饱了。娘又问他：你那里咋个相？他说好着呢。娘说，好就好，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

“我们的民族，经历了比噩梦还可怕的年月！但我始终相信，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就在为了孩子能去孤儿院有口饭吃、把自己吊死的母亲身上，就在光景好了还守在山沟里、想陪着去世的老妈妈纪念老妈妈的儿子身上，就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身上……经过饥荒，有个老妈妈说，你看，那时候一家人散了，现在一家人又起来了。我觉得，这也是希望。”杨显惠说。

如今，在定西专署儿童福利院的旧址之上建起了定西县医院，从前儿童福利院的痕迹几乎找不到了。从这里走出去的孤儿大多是沉默的，在杨显惠的再三询问下，他们依然闪烁其词。但杨显惠还是顽固地做着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走在采访的路上。

他自嘲“我是个笨人”，但或许当今中国文坛不缺少“聪明人”，惟独缺少“傻子”——“我没有多么伟大的理想，但我想做一件事：用我的笔记录自己视野中的那个时代，给未来的历史研究者留下几页并非无用的资料。这也是我从事写作的动力。”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